如何正確認識中國民企文化管理?如何在中國民企的不同發展階段,有效推動企業文化管理?
企業文化被管理界所關注,始于上個世紀“日本式管理”的崛起。其中代表性著作如威廉-大內的《Z理論》、帕斯卡-阿索斯的《日本的管理藝術》,都提及“企業文化是日本企業的關鍵成功因素”。
企業文化作為管理學研究的重要分支逐漸形成;而企業文化“影響企業長期經營業績”,“是企業基業長青的根本保障”的作用,也已逐步成為管理界的共識。
企業文化被中國企業所關注始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惠普之道”、“IBM就是服務”這些跨國企業的企業文化,曾引起眾多國內企業追捧。
所幸企業文化并沒有像諸多“舶來品”,火一把后便逐漸“偃旗息鼓”,反而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有文化”了:買來的、抄來的、自創的“核心價值觀”標語隨處可見,更有甚者“時不時召集員工吼兩嗓子”;制作精美的文化手冊,也用來饋贈嘉賓,以彰顯企業的“文化底蘊”……
雖然經過二十年的管理實踐,中國也已有了極個別“文化個性”鮮明的企業,如華為、海底撈等,但是揭開“浮華”,避開“喧囂”后,我們看到的絕大多數企業“核心價值觀墻上貼,員工行為在地上爬”,企業所倡導的文化理念和管理現狀、氛圍大相徑庭——責任不清,互相推諉;拉幫結伙、排除異己;任人唯親、假公濟私;善于做人,乏于做事。
企業文化管理因為通過塑造員工行為習慣,來實現“無為而治”的管理,而被稱之為“管理的最高形式”,因此對于大多數尚處于管理初級階段的中國民營企業來說,企業文化管理“亂象叢生”,“企業文化管理難”也就不難理解了。
那么如何正確認識中國民企文化管理?如何在中國民企的不同發展階段,有效推動企業文化管理?
民企文化管理的四重內涵
界定中國民營企業文化管理的內涵,關鍵在于澄清四個方面的內容:
1、企業面臨的不是“有沒有文化”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把文化管理起來”的問題。
麻省理工斯隆商學院教授埃德加-沙因(企業文化理論之父)如此詮釋文化:“任何一個擁有共同經歷的社會單位,都將形成某種文化,文化的強弱取決于它存在的時長、團隊成員的穩定性和他們實際經歷過的情緒強度”。“文化是一個復雜的團體學習過程的結果,只在部分程度上受領導行為的影響”。國內企業文化管理研究領域的著名專家陳春花教授將文化定義為:“文化是人群為了生存而對環境做出的適應方式”。
筆者羅列以上概念的目的是想揭示這樣一個事實:文化存在于任一個具有一定持續性和穩定性的團體中,它通過滲入思想意識領域來影響團體成員的行為習慣,這是不以我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
企業之間不是有無文化的差異,而是是否對文化進行有效管理的差異;是文化處于無意識自發狀態,還是處于領導者有意識管控狀態的差異。這一認識是企業文化管理的基點。實踐證明,但凡對文化放任自流的企業,大多即使取得一時的輝煌,但終因缺乏信仰和自律、迷失方向、無法精神聚眾,致行而不遠。
2、判斷企業中的文化是否被有效管理的標志是“全體員工的思想是否被武裝?企業是否具有高績效的文化并持續創造高績效?”
企業中的文化是否被有效管理的標志,長期要看財務、市場業績;短期要看員工的精神面貌、內部的管理水平和運營效率;有形的要看員工共享的行為習慣、共享的管理語言、產品和服務;無形的要感受團隊氛圍,洞察共享的價值觀甚至世界觀、人生觀。一言以蔽之,“全體員工的思想是否被武裝?企業是否具有高績效的文化并持續創造高績效?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是否把核心價值觀貼到墻上,掛到嘴上,印在書上等形式上”。
3、企業文化不僅應該包括“價值文化”,更應該包括“執行文化”。
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的企業文化研究,關注兩個命題:
1、日本企業為什么迅速崛起,把美國企業打得“潰不成軍”?
2、縱觀歷史長河,為什么有些企業能夠持續生存、發展,保持卓越?
從日美兩國企業的比較,從優秀和卓越企業的比較,從基業長青到短暫輝煌企業的比較,在這一階段,“比較研究法”使得企業文化長期聚焦于“價值文化”,即把弘揚核心價值觀、構建愿景、明確使命作為文化管理的核心內容。
而隨著上個世紀90年代,在“創新、變革”的主旋律下美國企業趕超日本企業,再次引領全球管理實踐。參與其中的卓越美國企業領袖如郭士納、杰克-韋爾奇、拉里-博西迪等,在對其文化管理實踐進行總結時,都把成功關鍵歸納為執行文化及高績效文化的建設;而縱觀中國一流企業如華為、聯想等的文化管理實踐,可能我們無法一下辨析和總結出他們的核心價值觀,但是我們都無法質疑,正是強執行文化、高績效文化成就了他們今日的“江湖地位”。
“比較可以得出差異,但比較得不出全貌”。傳統只關注價值文化的企業文化觀,囿于比較法的局限,只關注到了企業文化管理的塔尖——價值文化,但忽略了塔基——執行文化,而正是處于文化管理初期的中國優秀企業,以及90年代處于文化變革、創新、轉型期的美國企業,反而更加關注企業文化管理的基礎和本源—執行文化和高績效文化。
看清楚企業文化管理既包括價值文化管理又包括執行文化管理,對于普遍處于文化管理初級階段的中國企業來說,極具現實指導意義。
4、“價值文化”對中國規;駹I企業來說,不是做不做的問題,而是怎么做的問題。
相較于執行文化(及高績效文化)來說,基于企業核心價值觀、使命、宗旨、愿景以及管理哲學等的價值文化,難免給人虛無縹緲的感覺,而且往往短期難以見效,那么對于大多處于企業文化管理初期的中國規模化民企來說,是不是就可以忽略不管?非也。
如果華為沒有“艱苦奮斗、自我批判、團結協作、以客戶需求為導向”的價值文化,海底撈員工沒有“雙手改變命運”的信念,相信這些企業肯定不會取得今日的成就。從中國優秀企業管理實踐中,我們看到“精神聚眾、信念管理”的強大力量——“武裝思想就能夠創造生產力”。
此外,相較于西方企業,中國民營企業的價值文化管理更具有必要性,這主要體現在:與西方企業員工普遍擁有宗教信仰不同,中國社會的目前現狀是社會信仰缺失、價值觀體系混亂;社會職業化教育功能不完備,導致各級員工職業化素養、敬業精神和紀律意識普遍較差;
中國市場經濟初級階段,市場競爭的不充分與不規范,使企業對其存在的使命普遍缺乏思考,對利益相關者不能正確平衡和對待。因此中國規模化民企的價值文化管理面臨的不是要不要做,而是怎么做的問題,即如何通過價值文化管理打造這樣的文化“氣場”:使不積極的員工,變得“假積極”,最終成為“真積極”;
把價值觀、職業素養等先天不足的員工轉變為擁有正確勞動價值觀和使命感,愛企、敬業,行為職業化的員工;把缺乏協作傳統的員工,打造成“勝者舉杯相慶,敗者拼死相救”的“狼群”;端正企業使命,關注并平衡客戶、員工等相關利益方,保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企業價值文化管理的核心是影響員工的價值觀,而大多不涉及世界觀和人生觀,因為這是上帝的“職責”范圍;中國企業則要承擔社會思想教化功能缺失的責任,要勇于扮演“上帝”的角色,這就是現狀下無奈但又必須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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