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中國傳統中的家規—范仲淹心得體會

范仲淹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北宋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教育家，謚號“文正”，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授廣德軍司理參軍，歷任興化縣令、秘閣校理、陳州通判、蘇州知州、陜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等職，后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有《范文正公集》傳世。他主持的慶歷新政，后來成為王安石變法的前奏;他對某些軍事制度和戰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線邊防穩固了相當長時間;他逐步推進教育變革，為國家選拔了大批實用人才，經他薦拔的一大批學者，為宋代學術鼎盛奠定了基礎;他倡導的“先憂后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是中華文明史上流光溢彩的精神財富。

　　四川德陽范家大院

　　范家大院位于四川省德陽市羅江縣御營鎮響石村境內，為北宋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教育家范仲淹后裔居住地，是德陽市境內至今保存最完整、規模最為宏大的清代民居。清朝雍正年間，范仲淹的第20代孫范養源在“湖廣填四川”時從廣東攜家人入川，后經輾轉，從川東至川西，艱苦創業后在羅江縣御營鎮買下田產，落戶響石板，后由其孫修建范家大院，族人在此繁衍生息。

　　范家大院距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它占地約3500平方米，共有房122間，天井12個，巷子10道，為石木結構，功能齊全，古色古香。大院左右側為民居，院前為農田，視野寬闊，前800米左右有自北向南的黃水河。大院選址背山面水，負陰抱陽，集中體現了與大自然的和諧之美。每年春分時節，移居外地的范氏后裔均來到這里祭祀祖先、交流親情，謹記祖先“先憂后樂”的諄諄教誨，將范氏家規家風傳承和發揚下去。

　　范氏家規

　　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成為千古名篇，至今為世人所傳誦，為后世無數立志“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仁人志士所仰慕和效仿。“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詮釋了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以利民為宗旨，積極進取的思想精髓。

　　范仲淹治家甚嚴，親定《六十一字族規》和《義莊規矩》，并且專門寫《誡諸子書》教育自家子弟。后代依其訓導整理形成了《范文正公家訓百字銘》，教導兒孫后代做人要正心修身、積德行善，教導族人要和睦共處、相扶相助。

　　羅江縣范氏族人謹遵祖訓，不斷完善，將范仲淹“先憂后樂”的家國情懷和“謙恭自律”的仁人志士節操融化到族人的日常規范中，并由此制定了《范氏家規》十三條、《新定族規》十條和《范氏傳統家風》八條，其內容涉及子孫教育、婚喪嫁娶、禮義廉恥、產業管理、行善布施、獎懲考核等方方面面，要求“凡我范氏族人，以上美德務必代代相傳，以保持并發揚我范氏源遠流長的優良作風”。

　　范氏家規家風特色有四:一是厚人倫，崇尚孝順父母、兄弟恭讓、勤勞儉樸的持家原則;二是明獎懲，凡對家族有貢獻者均以獎勵，反之則進行處罰;三是講公正，對佃戶的管理均公正無私，不亂克扣，嚴禁中飽私囊;四是惠四鄰，對于困難的族人、鄉親均應“籌款盡善”。

　　●視頻腳本

　　范仲淹:胸懷天下先憂后樂

　　翻開歷史的篇章，漫漫歲月，記載了多少圣賢大德的精彩和智慧;蒼茫大地，書寫了多少能人志士的雄韜武略。穿越千年時空，我們仿佛聽見了“先憂后樂”的吶喊;掀開歲月的霧幔，我們仿佛看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從容而優美的身影。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謚號“文正”，世稱“范文正公”，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文學家和教育家。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的評價是:“本朝唯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

　　毛澤東同志也曾這樣評價范仲淹:“中國歷史上有些知識分子是文武雙全，不但能夠下筆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戰。范仲淹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是的，范仲淹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那么，是什么成就了范仲淹的文韜武略呢?是什么哺育了范仲淹高尚的精神品格呢?

　　范仲淹幼年喪父，母親因貧無依，改嫁進士朱文翰，范仲淹也改從其姓，取名朱說。因繼父為人耿直，不趨炎附勢，一生不但沒做多大的官，而且還被調來調去，范仲淹母子也就相隨游居，顛沛流離。

　　后來，范仲淹來到山東章丘的醴泉寺求學�！皵帻W畫粥”的典故就記錄了當時的情形:范仲淹讀書心切，他把醴泉寺豐富的藏書借了出來，然后把自己關在山洞里，足不出戶，潛心閱讀，常常看書通宵達旦。為了解決吃飯問題，他每天晚上用糙米煮好一盆稀飯，等第二天早上凝成凍后，劃成四塊，早上吃兩塊，晚上吃兩塊，沒有菜，就切一些腌菜下飯。就這樣堅持三年，終于讀完了寺院所有的書。范仲淹曾在《齏賦》中如此描述當時的艱苦生活:“陶家甕內，腌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

　　《宋史》中有這樣的記錄:“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為政，盡行其言。豪杰自知之審，類如是乎!考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后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為，豈讓古人哉!”

　　應天府書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因規模宏大、藏書千卷，并有真宗皇帝親賜“應天書院”匾額而名滿天下，與岳麓書院、嵩陽書院和白鹿書院并稱“北宋四大書院”。應天府書院南北不到100公里的范圍內，道、墨、儒三家文化故里不約而同聚合于此。

　　豐厚的文化積淀自然吸引范仲淹到此求學。五年書窗生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憂后樂”的“擔當”精神在這里萌芽。這里是范仲淹思想起源的根本，也是他思想走向成熟的階段。他正是從這里開始踏上了實現人生抱負的道路。

　　范仲淹不僅提出了治理方略，而且制定了實施計劃，他將朝中官員進行嚴格審查后分派到各路擔任監司，讓新政在各地的推行能夠上下貫通，并能及時監督管理。但由于新政觸及到一些皇親國戚、權貴大臣、貪官污吏的利益，因此剛一推行就像捅了馬蜂窩一樣，這些既得利益者紛紛鬧了起來，散布謠言，攻擊新政。宋仁宗看到反對的人多，就動搖起來。范仲淹被逼得在京城呆不下去，就自動要求到陜西防守邊境。

　　慶歷新政的失敗讓范仲淹改革政治的理想受到了很大打擊，但是他并沒有因為個人的遭遇而感到懊惱。在邊關，范仲淹整肅軍隊，體恤百姓，并利用戰略策略讓一直侵擾北宋疆土的西夏安靜下來，與大宋和睦相處。這就是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真實寫照，其“利澤民生”的思想正是他“憂樂思想”的立足點和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