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還在救援。
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有百分之百的努力。除了對這一事件的深挖、問責,盡快公布調查結果之外,如何舉一反三,警示其他城市管理者,也應該是題中之意。
顯而易見,于昨天結束的、七常委出席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不會是專為深圳而開。但因著深圳的事故,我們對“城市工作”會有更直觀的感性認識。
畢竟,上一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的召開,還是在37年前的1978年。
這可是個大新聞。
論
把單項工作提高到中央層面來開會,或首次升格、或時隔多年后重開,本屆中央已經不乏先例。前者,如群團、統戰;后者,如文藝。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被本屆中央高度看重,認為不是某一系統、某一部門的事,而是要上升到全局、總體的角度來看、來抓。
那么,城市工作有這么重要么?
是的。本次會議,對于城市的地位有全新表述:“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活動的中心,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樣,城市也是“我國各類要素資源和經濟社會活動最集中的地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實現現代化的“火車頭”;“城市發展帶動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引擎”。
換句話說,這個“城市工作會議”,不僅是事關城市管理、城市規劃等的狹義“城市工作”,更是從全局、系統的角度來看城市。與此相對的,就只有“農村工作”了——如你所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每年都開。
37年后召開此會,更加具備現實因素的是,城市現在還“病得不輕”。
病
每次出差到其他城市,島叔都會在三杯過后,推心置腹地跟當地的朋友說,真的不想回到北京(北京土著莫怪)。
除去圍城的心理因素,你我皆對城市病感同身受。上下班若開車,堵;地鐵公交,擠。車開得多、周圍工廠和建筑工地開足馬力,霾;超市買個東西、醫院看個病,等。住遠點兒,累;住近點兒,貴。地鐵乞討走到面前舉個碗,煩;看見城管呵斥小販,居然都漠然。下大雨,水漫大街,更堵;現在還多出要擔心垃圾哪兒管。大家心情都不太好,看上去都匆匆忙忙、對自己之外的事情漠不關心。
城市病,癥在表層,疾在腠理。沒有歸屬感的城市,來自于異地的陌生感;異地的不融入,也因為房價、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更加加深。沒有戶口的城市漂們如此,沒有話語權的進城務工人員們更是如此——他們的背后,還有留守兒童、撂荒的土地、空虛的村莊等更多問題。
城市病,同樣還有另外一種表達。
比如大拆大建。島叔的家鄉,某一任市委書記就曾喊出過“一年一小變,三年一大變”的口號,以轟轟烈烈的拆遷造就了一批暴富市民,開著路虎不知道干什么,只好去跑出租;拆完之后的房地產,則全民搞借貸,最后資金鏈斷裂,市政府天天被圍。
大拆大建規模有所不同,但造城的運動卻在過去一段時期內轟轟烈烈。一位長期留洋的前輩在飯桌上說,即使是在中國的心臟北京,也絲毫感覺不到這里是中國。看上去,這里和世界上、和中國的大多數城市也沒有什么分別。這里,有古跡保護的問題,也有千城一面的問題。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局
要治病,得從根上找。
大城市的土著們會問:嫌城市不好,回家去啊!但在大城市漂們會說:除了大城市,我們又能去哪兒呢?
就拿北京來說吧。在島叔的大學同學中,江浙、廣東的生源,很多并不留戀北京;對他們來說,家鄉的機會同樣很好,環境也更優。而比如在北京,外地人口聚集最多的,正是河北、河南、東北等人口眾多又發展落后的省份和地區。他們或是因為讀書來到此地(本省沒有什么優質高校),或是因為距離更近、機會更多而選擇離家。一方面,大城市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周邊的小城市、小城鎮也因為資源、人才的“虹吸效應”而長期得不到發展,只能在低端產業上徘徊,眾星拱月般地給地區中心城市“作貢獻”。
歸根結底,這是一個城鄉不平衡、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而如果說到城市管理、城市規劃、城市治理等問題,同樣是本難念的經。
在城市規模迅速擴展的時代,古跡保護、環境保護大多不太提得上日程,畢竟建設要緊、規模要緊、政績要緊,領導層又換得那么頻繁。在“建設-政績-提拔”的默認邏輯下,官員有強大的動力搞建設(更遑論還可能存在經濟利益操作空間),一如此前GDP的唯一指揮棒效應;城市項目怎么改、怎么建、誰來建,也往往決策一言堂、拍腦袋,聽證會走過場,招標內部化。
這也就是為什么幾乎所有的中央巡視組,都在巡視的省份提出“領導干部親屬子女插手基建”問題——沒有法治思維,也沒有法治監督環境,遂使人治橫行。
而由于規劃的不合理、拆建的隨意性,不僅造成浪費,也帶來管理的扯皮。深圳的渣土場,批建歸一個部門,管理歸另外部門;天津爆炸暴露出的港區和市區的行政重疊,同樣讓人印象深刻。哪怕不說災難,就連過早地拆除房屋這件“無傷大雅”、甚至以“砸玻璃讓玻璃工有活兒干”式拉動GDP的事,每年中國就在這事兒上就能浪費超過4600億元。
這么說吧,城市工作幾乎涵蓋你生活中耳熟能詳的每一個概念范疇:經濟、社會、生態;戶籍、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就業、社保;拆遷、建設、上訪、城管、衛生、規劃……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何況中國認定小城市的規模都是城區常住人口超過20萬呢。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系統工程。
治
病重、活兒多、根子深,就必須以全局的目光觀之,以更高層級的力量破之。
中央的提法,是抽象性的“五個統籌”。在尊重城市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一、統籌空間、規模、產業、提高全局性;二、統籌規劃、建設、管理,提高系統性;三、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輪驅動,提高持續性;四、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提高宜居性;五、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提高積極性。
聽起來抽象,其實也不是太難。
從思路上理解,首先,城市工作這件事是要和國家整體戰略對接起來的。前面,連著全國的城區規劃、城鎮化戰略;后面,則有一帶一路、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等著。也就是說,無論是優化、培育城市群,還是把城市與農村工作聯動,都要放在這個盤子里通盤考慮。說白了,如果全國有十個分布在各個地區的北上廣深式的城市、或者次一級的中心城市,不僅中國經濟發展將更加健康,對于人口流動、資源配置等社會問題也是極大利好。此次提到的“力爭在2020年前完成城市棚戶區、危房、老舊小區改造”,與“7000萬人口脫貧”存在一定政策關聯,也使房地產去庫存具備了政策操作空間。
第二,城市管理者應當更有“定位”思維。1978年開這個會的時候,主體放在“建設”上,有時代背景;49年開類似會議的時候,中國城鎮化率只有18%,同樣需要大搞建設。但現在,城鎮化率已經超過了52%,現在已經不是盲目攤大餅、上規模的時候。怎么定位自己的城市?如何結合資源稟賦、區位優勢、文化特色,找到自己的獨特賣點?這是擺在所有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必答題。這個題答得好,近,可以解決千城一面的問題;遠,可以掌握改革發展、城市建設的節奏和規劃。
第三,城市管理者應當有“服務”思維。此次會議,把“安全”定在了城市工作的首位。這其中,不僅有現實發生的災難作為背景,更是要讓城市管理者思考城市建設、城市管理是為了什么。上海世博會的口號“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不僅僅是一句口號,更應該成為一種叩問、一種自省。與戰略、定位相配套,戶籍、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同屬此列;對于環境生態的保護和修復,也不只是對上負責地完成任務。
第四,城市管理者應當有“法治”思維。前任領導定下的規劃,不能換個人就變;提倡城市修補、考慮城市歷史傳承,同樣要求不能隨便大拆大建。同樣,“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等確定為城市重大決策的法定程序”,同樣要求法治思維,而不是政府完全主導,被規劃方、城市居民只能聽天由命、告解無處。
其實,讓島叔最感興趣的是這一句:“主要領導要親自抓,建立健全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也就是說,這件事以后不再只是分管領導的事兒,而是和反腐、環保、黨建一樣,成為了黨政一把手的事兒。職責明確,干得不好,責任,也就更好追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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