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連跳”聽起來像田徑術語,比如跳高、跳遠什么的,但其實是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的專用名詞—從2010年1月23日到5月21日,富士康共有10名員工跳樓身亡,年齡最大的24歲,最小的18歲。
一邊是“全球500強”企業,另一邊是生命個體,無論是冥冥之中哪一股力量把二者結合到一起,為什么悲劇會屢屢發生?
對此,有心理專家羅列數據,言之鑿鑿地說,比起社會上的自殺率,富士康的自殺率并不高;有媒體調查指出,富士康的工資、福利比許多企業都高,“遠稱不上血汗工廠”。兩者互為印證,結論自然是員工跳樓蓋因個人生活或心理有問題。
別的不敢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自殺的是這些心理專家、媒體記者的兒女或兄妹,他們就不會如此冷靜地分析、調查,得出荒謬的結論了。
郭臺銘說:“我總對員工們說,集體利益要高于個人利益。”媒體報道說:郭臺銘“以軍閥的鐵腕管理著”富士康;蛟S,我們可以以此作為一個尋找答案的線索。
對于中國人,魯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王小波先生稱之為“沉默的大多數”。中國文化的劣根性,始終是一個爭論不斷的話題。但對于中國封建社會政體的專制,學者們并無異議。然而,同樣是專制,為什么春秋戰國(諸侯國國君專制)與秦帝國之后(秦始皇、劉邦、朱元璋等帝王專制),同樣作用于中國,卻有巨大的不同呢?
其實,中國專制歷史的分野,是在商鞅變法之后。商鞅變法,主要內容為定都、建縣、辟土、定賦、本富、勸戰、禁奸、重令。其中禁奸規定: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互相覺察;一家有過,九家舉報,不舉報者,十家連坐。
政令一出,有人反對,有人贊成,商鞅把他們全都拘禁于官府治罪,發配邊疆。因為前者“梗令”,后者“媚令”,皆非“良民”。同時大開殺戒,商鞅經常到渭水監斬,最多時一天誅殺700人。
嚴刑峻法之下,秦人完全異化為“農業生產機器人”和“軍事戰爭機器人”,不敢對政令言是言非,唯有機械地遵照執行,具有極高的效率。雖說苛政猛于虎,秦帝國興于商鞅變法,亦亡于商鞅變法,但漢襲秦制,千年之下,由于商鞅之道確實可以驅萬民為一人之驅使,剝取天下之財富供一人之淫樂,所以商鞅雖亡,其政綿延不息。
學者們普遍認為,現代化工業產生了“經濟人”,為了提高生產效率,人異化為流水線上的零部件。其實,中國農民在商鞅變法之后,始終是典型的“經濟人”,“冷漠”地置身于帝國的興亡之外。
專制是人類歷史的產物,但商鞅以極其不人道、野蠻的手法,一層一級地推進到社會底層,徹底毀滅了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卻是之前與之后封建專制的最大不同。
富士康“十連跳”悲劇的背后,是商鞅式的企業治理模式—郭臺銘的“鐵腕管理”層層推進,對員工進行精神奴役。
《第一財經日報》刊發標題為《工業化冷漠下的富士康帝國》的記者采訪文章,指出:“5月14日,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場勵志晚會,這是專為入職不到3個月的新員工準備的晚會。4月開始,富士康龍華園區幾乎每周都有一次這樣的活動。在這場勵志晚會上,很多90后員工看到一半就想退場。‘不許出去!’門口幾個保安粗暴地喊話,隨即拿著一根棍子攔在了門口。”
富士康員工程林說:“在生產線上,不能隨意說話、不能接聽手機、無人頂替不能離崗,不少基層管理人員態度惡劣。”
假如商業帝國的崛起,在中國,只是制造新一代“沉默的大多數”:興,員工苦;亡,員工苦—它的價值和意義何在?
從心理有沒有問題和工資、福利高不高看富士康“十連跳”,不如反思商鞅思想之流毒,以人文關懷為出發點,構建健康的企業文化,告慰那些年輕的亡靈,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或許更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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