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隊深化改革學習心得體會

　強國必強軍，強軍必改革。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習主席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時代高度，著眼實現中國夢強軍夢，作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重大決策。堅定不移地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實現強軍目標、支撐中國夢的必由之路，是打贏未來戰爭、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偉大斗爭的戰略需要，關乎黨、國家和軍隊的前途命運，關乎的興衰成敗。

　　軍事改革是古今中外建設強大軍隊的歷史鐵律

　　一個國家、一支軍隊對待改革的態度和作為，直接決定著軍力強弱和戰爭勝負。世界軍事史不斷上演這樣正反兩方面的活劇。以蘇聯為例，經歷過二戰苦難輝煌的蘇聯紅軍，戰后改革的步伐日趨停滯，自我革新、自我糾錯的功能日漸萎縮，成為強大蘇軍走向崩潰的病根。美國中情局前高官威廉·奧多姆認為，蘇軍“組織結構在60年代固化下來”“軍事政策方面的方針性變化實行起來極為困難”“部隊體制、軍工生產方面的改革難以籌劃，定下來也不可能落實”。反觀美軍，戰后改革步伐從未停止，1947年組建國防部，60年代麥克納馬拉推出以PPBS系統為中心的國防管理革命，1986年出臺《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改組法》推進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當前信息化軍事轉型持續向縱深推進，可以說打一仗改一次、改一次進一步，美軍力圖通過不斷改革，保持對其潛在對手的軍事優勢。

　　軍隊改革蹉跎不前是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慘痛教訓。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的一百年間，以天朝自居、閉關鎖國的清政府，錯失工業革命帶來的發展機遇，軍事上全面落后于西方列強，導致在鴉片戰爭等一系列反侵略戰爭中屢戰屢敗。從19世紀60年代到甲午戰爭的三十年間，中日同時進行以“自強”為目的的近代化軍事改革，但結果卻懸若天淵。清政府的洋務運動以“中體西用”為圭臬，滿足于簡單引進仿效西方近代軍事技術，而不敢觸碰落后的封建軍事制度的根本，滿足于當“以新補舊”的裱糊匠，而不敢撤換已經腐朽的“四梁八柱”，始終不出“制器”“練兵”四個字，未能將改革由器物層面推向制度層面。清末著名學者宋育仁針砭洋務運動：對于西方國家“不師其法，惟仿其器”“不揣本而齊末，故欲益而反損”。日本明治維新以“富國強兵”為國策，一方面勒緊褲帶從西方購置先進武器裝備，一方面仿照歐美建立起義務兵役制度、軍政軍令分離的近代軍事領導指揮體制、師團制陸軍部隊和常備艦隊、初中高級院校配套的近代軍事教育體系，實現了對軍事思想、軍事戰略、作戰方法、武器裝備和體制編制的全方位近代化改造。19世紀70年代，中日同時派員考察歐洲軍事，中國咨詢船炮器械，日本則考察學校教育，德國首相俾斯麥預言：“日本其興，中國其弱乎!”由此觀之，甲午戰爭的勝負，早在戰前中日兩軍的改革中已見分曉。

　　改革圖強是我們黨領導人民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寶貴經驗。習主席指出：“我軍改革步伐從來沒有停止過。沒有改革，國防和軍隊建設不可能有今天這樣好的形勢�！蔽臆姲l展壯大的歷史，就是一部接續遞進、波瀾壯闊的改革史。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領導我們黨成功地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隊伍建設成為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軍治軍的根本原則制度、基本組織架構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領導制定了建設一支優良的現代化革命軍隊的總方針，確立國家軍事領導體制和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提出“五統四性”正規化建設要求，推動我軍由單一陸軍轉變為諸軍兵種合成軍隊，建立起現代國防科技工業體系，奠定了我軍建設改革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開啟進程中，鄧小平提出了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總目標，領導實現軍隊建設指導思想戰略性轉變，走上精兵之路，向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大大前進了一步。在將推向21世紀進程中，江澤民著眼解決“打得贏、不變質”兩個歷史性課題，確立了我軍建設“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改革目標，開啟了我軍軍事體系由機械化向信息化的轉型之路。新世紀新階段，胡錦濤著眼促進國防和軍隊建設科學發展，以推進軍事理論、軍事技術、軍事組織體制、軍事管理創新為抓手，積極穩妥推進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十八大以來，主席著眼發展和完善軍事制度，把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納入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總體布局、上升為黨的意志和國家行為，親自領導設計改革強軍藍圖，引領我們開創強軍興軍的新局面。

　　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順應世界軍事發展潮流實現我軍跨越發展的時代抉擇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世界新軍事革命加速發展，戰爭形態向信息化戰爭加速演進。這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深刻改變國際力量對比，塑造大國博弈態勢，影響國際戰略格局走向。習主席指出：“這場世界新軍事革命給我軍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同時也提出了嚴峻挑戰。機遇稍縱即逝，抓住了就能乘勢而上，抓不住就可能錯過整整一個時代。”“我們必須到中流擊水，軍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將是致命的�！�

　　世界新軍事革命是當今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重要構成和關鍵變量，其速度之快、范圍之廣、程度之深、影響之大前所未有。面對這場繼冷兵器、熱兵器、機械化軍事革命之后的又一次劃時代軍事革命，世界主要國家競相調整軍事戰略，加緊推進軍事轉型，以信息化重塑軍隊組織形態、重構軍事力量體系。戰爭形態處于由機械化向信息化躍升的質變期，核威懾條件下陸�？仗炀W電一體化聯合作戰日益成為現實，戰場從傳統空間向極高、極深、極遠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拓展，非對稱、非接觸、非線式作戰樣式更趨成熟，制信息權成為奪取戰場綜合控制權的核心，戰爭制勝機理深刻改變。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自身存在的差距，我軍軍事體系是在機械化戰爭條件下和打大規模地面戰爭背景下形成的，整體上仍屬于陸戰型、國土防御型的結構;軍事功能還不能滿足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的需要，還不能滿足維護國家總體安全的需要，還不能滿足履行大國責任、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安全產品、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需要。

　　面對世界新軍事革命的大潮，我黨我軍始終高度關注、積極應對，努力推進軍隊技術形態、理論形態和組織形態的現代化。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與時俱進加強軍事戰略指導，習主席軍事戰略思想和作為其政策化體現的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著眼國家由大向強躍升的戰略位勢和戰略需求，深刻闡述了軍事戰略指導帶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問題，實現了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和積極防御軍事戰略的重大創新，標志著我軍理論形態的又一次歷史性飛躍。當前最重要最緊迫的，就是要緊緊扭住強軍目標這個牛鼻子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把戰爭基點、戰略指導、戰略布局、作戰思想等一系列新籌劃新設計，貫徹落實、轉化運用到軍隊組織模式、制度安排和運作方式上，推進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構建現代軍事力量體系。要著力解決長期困擾我軍、羈絆強軍興軍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和政策性問題，在聯合作戰指揮體制、軍兵種力量規模結構、軍隊政策制度、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在進一步縮小我與強國軍隊“技術形態差”的同時，加快解決與強國強軍要求不相適應的“組織形態差”，并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我軍特有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為實現強軍目標提供體制機制和政策制度保障。

　　百舸爭流、千帆競渡。我們要贏得戰略主動權，就必須樹立停滯就會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強烈憂患意識，樹立對黨對國家對民族對戰爭高度負責的使命意識，樹立充分利用國家發展“三個前所未有”戰略態勢的機遇意識，不失時機地把國防和軍隊改革引向深入，推進到新境界新高度。俄羅斯前國防部長謝爾蓋耶夫曾說：“改革的最佳時機就是現在，明天改革就會更加復雜，再遲改革就不可能進行了。”戰略機遇期對國家來講是通過改革發展實現經濟實力躍升的相對和平期，對軍隊來講是通過改革備戰實現軍事能力躍升的有限窗口期。能否維護戰略機遇期，能否從容應對戰略風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軍隊改革的力度、深度、廣度和速度，取決于軍隊通過改革凝結起來的懾戰、止戰、勝戰的威懾和實戰能力。機遇對各方是同等的，本質是競爭性利用。我們只有抓住機遇、銳意改革，才能跟上時代、引領時代，才能超越自我、超越對手，才能實現浴火重生、鳳凰涅槃。

　　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在強國進程中實現強軍的戰略舉措

　　“兵不強，不可以摧敵;國不富，不可以養兵”。習主席指出，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建設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在國家總體戰略中兼顧發展和安全，把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納入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布局，把國防和軍隊現代化融入國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統籌筑牢安全和發展兩大基石，既是強國之策，也是強軍之道。

　　能不能把富國與強軍辯證統一起來，歷來是大國能否實現崛起的關鍵。保羅·肯尼迪在其《大國的興衰》一書中，追溯了公元1500年以來大國的相互關系與興亡盛衰，分析了國際體系中一流強國在勵精圖治、富國強軍過程中經濟與戰略的相互影響。他認為大國興衰的基本規律：財富是支撐軍事力量的基礎，獲取和保衛財富又總是需要軍事力量，如果一個國家把大部分資源用于軍事目的而不是用于創造財富，從長遠來看很可能導致國力削弱;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過度擴張，得到的潛在好處很可能被付出的巨大代價所抵消。國富而兵不強，像我國歷史上的宋朝、晚清，雖然擁有當時世界一流的經濟體量，但終究落得個喪權辱國的慘境。窮兵而黷武，像二戰時期的德國、日本，冷戰時期的蘇聯，雖然軍事實力稱雄逞強于一時，但終究難逃失敗崩潰的命運。

　　我國正處于由大向強發展的關鍵階段，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至關重要。實現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同步增長，不斷提升國家戰略能力特別是軍事能力，是我們戰勝各種風險挑戰、確保這艘大航船行穩致遠的戰略“壓艙石”，也是我們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戰略著眼點。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越是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越要保持高度的戰略清醒和戰略定力，決不能犯顛覆性錯誤，必須統籌應對經濟上“中等收入陷阱”和安全上“修昔底德陷阱”兩種戰略風險，必須實現經濟與國防協調發展、平衡發展、融合發展，在資源投入上追求“1+12”效應，讓經濟與國防兩個拳頭都硬起來，真正做到孫子兵法所講的“以己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戰而屈人之兵”。

　　實現富國與強軍相統一，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打破軍民二元分離結構、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建國初期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對這一戰略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述，改革開放后逐步形成了軍民結合、寓軍于民、軍民融合等一系列重大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習主席明確把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作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三大任務之一。隨著當代科技革命、產業革命和新軍事革命的迅猛發展，軍事與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的關聯度空前緊密，軍民一體、平戰一體、前后方一體的戰爭特點越來越突出，軍用資源與民用資源的相通性、相關性、替代性越來越明顯，建立軍民融合深度發展體系成為世界主要國家的共同選擇。美國提出建立軍民“無縫”契合的國家科技工業基礎體系，90%以上的軍隊武器研制生產由私營企業承擔。日本積極推行寓軍于民、以民掩軍政策，構建軍、產、學三位一體的武器裝備研發體系，民營企業科研機構承擔著80%的武器裝備研發任務。與世界強國相比，我國軍民融合還處于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過渡階段，軍民相互融合的領域范圍亟待拓展，制約軍民融合發展的思想觀念、體制障礙和利益藩籬亟待突破。這就需要我們用改革的視野、改革的思路、改革的辦法，做好軍民融合深度發展這篇大文章。從體制、機制、法制上構建起統一領導、軍地協調、順暢高效的組織管理體系，國家主導、需求牽引、市場運作相統一的工作運行體系，系統完備、銜接配套、有效激勵的政策制度體系;實現經濟建設規劃與國防建設規劃、經濟布局與軍事戰略布局全要素深層次對接;形成在重大基礎設施和新型安全領域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加充分更加高效地融合運用軍與民兩種力量、兩種技術、兩種資源，建設強大軍隊，形成強大軍事能力，為維護國家和平發展營造良好安全環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力量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