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四中全會學習心得體會：解析中央領導如何依法治國

　　人們對四中全會抱有很高的期待，不僅是因為一直以來中央全會在改革發展進程中發揮了歷史性作用，還在于，本次四中全會聚焦依法治國，向全世界發出了一個積極的信號。“依法治國”在近年來屢屢被提及，并且這個信號不斷在放大、增強。在一個多月前的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中國最高領導人指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我們必須堅持把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斷把法治中國建設推向前進。”

　　著名法學家、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莫紀宏，是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的參會者之一。

　　“60年前，我們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們，同經過普選產生的1200多名全國人大代表一道，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從此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的開場白讓莫紀宏“驚”到了，“過去沒有這么講過”。時隔一周后，莫紀宏還能一字不差地背出這段話。他用“最經典”稱贊這段話對“憲法規定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的表述。在他看拿來，傳遞出這樣的信息：我們現在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根據憲法來產生的。

　　在莫紀宏眼里，在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的這番表述，無疑為依法治國指明了方向，即依憲有據。同莫紀宏一樣，很多人對十八屆四中全會充滿期待。“依法治國”主題讓人驚喜，但又似乎順理成章，習李執政以來，中國正逐漸烙上法治印記。

　　依法治黨

　　中辦新設法規局 審查黨內法規是否合乎法律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姜明安是期待者之一。

　　將“依法治國”作為黨的全會主題，這在黨史上是第一次。“共產黨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的前提和關鍵。”過去一年多，姜明安已經看到依法執政的具體變化。

　　履新20天提“黨”與“法”

　　作為著名的法學教授，姜明安參加過許多跟法學有關的會議。他樂于提起其中一次會議，由中央辦公廳法規局組織的法學會議。姜明安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中央辦公廳法規局是十八大后成立的新機構，主要用于審查黨內法規、重大決策是否合乎法律。在國務院有法制辦、全國人大有法工委的情況下，黨的機構中央辦公廳成立法規局，姜明安認為這是中共依法執政的重要體現。

　　“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真正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履新剛剛20天，即在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如此明確黨與法的關系。

　　49天后，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再次強調：“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

　　“反腐立法凸顯法學思維”

　　姜明安說，黨內法規的建設，體現了重視法律，重視制度，調節黨內關系，調節黨內事務，以實現依法治黨的戰略目的。

　　在他看來，黨內法規清理是第一步。十八后，中央集中清理黨內法規。

　　據新華社報道，截至今年年初，1978年以來制定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近四成被廢止或宣布失效。

　　與此同時，第一部黨內“立法法”《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出臺，第一個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提出。

　　姜明安細數這些變化，認為十八大后黨內法規建設呈現“特別注重黨內法規系統化，構建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特點。

　　他借此預見5年后的黨內法規體系：制度基礎主干黨內法規更加健全;實踐亟需的黨內法規及時出臺;配套黨內法規更加完備;各項黨內法規之間協調統一。

　　在各項法規中，對反腐敗進行國家立法尤為引人關注。姜明安認為，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凸顯了法學出身的的法學思維。

　　姜明安說，十八大以來已有49名省部級及以上高官落馬，這是所謂的“治標”。但“四百多萬黨員，總有些人會有僥幸心理”，沒有制度不能解決“不敢腐、不能腐”的問題。

　　法治放權

　　一次性修改20多部行政法規 取消某些行政權力

　　“本屆政府成立以來，已經4次一攬子修改行政法規63部，廢止3部，三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修改法律22部。”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馬懷德在《經濟日報》撰文，感嘆“法治引領保障簡政放權”。

　　馬懷德認為，十八大以來，新一屆政府在大刀闊斧推進審批制度改革的同時，堅持依法行政，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改革。尤其是在7月底，一次性修改20多部行政法規取消某些行政權力，這樣的情形在歷史上并不多見，足見國務院依法推進改革之決心。

　　一年多取消下放600余項審批

　　簡政放權是本屆政府力推的大事。姜明安曾就此解釋：“法治政府包括透明政府、有限政府和資源政府，簡政放權就是建設有限政府的一部分，走上法治的軌道，就是政府不能過多干預和控制，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8月底，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做有關報告時透露，一年多來，國務院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632項行政審批等事項。

　　每一次取消下放，幾乎都伴隨著李克強類似的表態：“不得在法律法規之外設立面向社會公眾的審批事項”，“凡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和責任的事項，必須通過法定程序、以法定形式設定”。

　　“建設法治政府尤為根本”

　　3月，剛剛履新的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式上表示，要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潔政府。

　　會后，新任總理李克強對記者表示，“建設法治政府，這尤為根本”，“我們要用法治精神來建設現代經濟、現代社會、現代政府”。

　　3天后，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場即明確政府依法履職的原則。“今天是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標志著新一屆政府開始全面履行職責，按憲法法律賦予的要求開展工作。”

　　李克強在這次會議上提出：要全面建設法制政府，決策前要充分聽取意見，決策過程中要科學論證，決策定下來就按規定來，任何人都不能超越規則，如果規則不合理，可以逐步清理修改，但是超越規則的事情不能辦，無規矩不成方圓。

　　25次國務院常務會24次提法律

　　“過去一年是本屆政府依法履職的第一年”，一年后，在首份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如此總結。對今后的工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的表述，“法治政府”更被放到首位，與此前提法不同。

　　細微的變化反映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根據媒體統計，今年前8個月的25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法律法規”和“簡政放權”貫穿始終。相關新聞通稿中，“法律法規”被提及24次，其中大多數指向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改革有據

　　時隔48年 全國政協再設“雙周協商座談會”

　　今年2月，中央深改組第二次會議，特別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中央深改組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成立。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改革”方案，涉及15個領域60項改革舉措。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名譽院長應松年認為，法治中國與全面改革同時進行的關口，改革本身就是促進法治化的契機。

　　張德江闡述“于法有據”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將“于法有據”具體闡釋為“充分發揮立法在引領、推動和保障改革方面的重要作用，把改革決策與立法決策結合起來，及時地把改革開放的成熟經驗上升為法律”。

　　在財稅學者葉青看來，四審通過的預算法是改革于法有據的成功案例。“預算法為什么可以在8月底通過?因為前面做了很多改革的鋪墊，導致這次預算法的修改比原來順利很多。”

　　法律審議表決前增設評估環節

　　預算法修改歷經十年博弈，十八大后的修改進程讓葉青感受到一些不同。“過去因為部門分歧有所爭議，最后審議通過的版本，讓我看到國家利益大于部門利益。”葉青用來舉例的就是央行國庫經理制，預算法四審稿最終尊重大多數人的意見，保留央行國庫經理制。

　　這涉及張德江的立法理念：在立法過程中，“積極妥善回應公眾的關切，這既有利于促進立法質量提高，又能凝聚共識、夯實法律實施的基礎”。張德江還提出，在法律提請審議表決前再增加一個評估環節，請立法工作部門以外的人進行評估。

　　新預算法中，全國人大的監督職能也得到加強。張德江在預算法通過后，要求不斷增強人大審查監督預算決算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切實把人民的錢袋子管好用好。作為十屆、十一屆兩屆全國人大代表，葉青認為，這是全國人大履行法定職責的表現。

　　今年6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兩高”在18個城市試點刑事速裁。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授權“兩高”試點。應松年認為，在改革缺乏法律依據的時候，由憲法授權的機關授予，這本身是對法律的尊重。

　　“雙周座談會”重回政協

　　與此同時，全國政協也逐漸履行法定職責。去年10月22日，時隔48年后，“雙周座談會”又重回公眾視野。雙周協商座談會是政協民主協商的重要形式之一，最早可以溯源到第一屆全國政協�；謴秃蟮碾p周協商座談會，安全生產法修正、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司法體制改革等問題座談。

　　這與俞正聲對政協的定位有關，他要求政協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樹立法治理念、堅持法治思維、營造法治環境，使改革在法治軌道上有力推進。

　　依法反腐

　　“法治化”是十八大以來反腐鮮明特點

　　7月29日，十八屆四中全會主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公布當天，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被宣布立案調查。

　　新華網刊文稱此舉“大有深意”。文章認為，在邁向法治化的進程中，中共執政的重大理念法治，受到來自黨內一些人的挑戰和考驗，能不能對他們繩之以法，成為人民群眾評價法治化的一個重要參數。

　　劉云山數次撰文談“用權”

　　早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即提出：“各級組織部門要把能不能依法辦事、遵守法律作為考察識別干部的重要條件。”

　　今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牢固確立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該由自己行使的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要建立健全違反法定程序干預司法的登記備案通報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

　　主管組織人事的常委劉云山今年5月在《學習時報》撰文表示：要切實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工作的能力。9月8日，他再次在《學習時報》撰文，提醒干部對手中的權力，要有敬畏之心，做到依法用權、秉公用權、廉潔用權。

　　在姜明安看來這是必然。姜明安說，公權力行使、決策都由黨管理的領導干部來具體實行，不將“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干部清除出隊伍，這兩條沒法保障。

　　職務犯罪偵查逐步交還檢方

　　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反腐主管”王岐山即表示：“嚴格依紀依法、安全文明辦案，加強案件審理和監督管理工作，保障被審查人員合法權益。”

　　新華網將此總結為“應該由黨紀處置的堅決以黨紀來處置，應該移送司法機關的堅決移送司法機關”，并指出法治化是十八以來反腐的鮮明特點。

　　11月，最高檢察院召開的反腐法制化專家座談會，明確提出如下動向：今后紀委“雙規”的官員，確認可能構成犯罪的，將及時移交檢察機關調查，紀委不再全程查案。

　　僅今年上半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查處縣處級以上干部貪污賄賂犯罪要案1676人(含廳局級182人)，同比上升32.3%，其中包括李春城、郭永祥等7名省部級干部案件，以及國家能源局副局長許永盛等一批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廳局級干部案件。

　　最高檢檢察理論研究所副所長謝鵬程具體感受到變化。謝鵬程最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以來，中央紀委在“偵查”職能上的自我克減，逐步把職務犯罪偵查職能交還給檢察機關，不再查清全部犯罪事實，只要查清主要犯罪事實或者有一件可定罪的事實，就將案件移送檢察機關，由檢察機關進行偵查和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