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稱去年績效獎金都沒發沒存到錢很丟臉
農歷大年二十九,深夜。哄完剛出生不久的小孫兒睡覺,并等丈夫和兒子應酬歸來的大梅,總算有充足的時間整理家務,清空“豬年不再需要的東西”。
大梅早不再年輕,也不像多年前那么瀟灑和輕松,更幾乎沒有時間出去和朋友喝茶聊天。不變的是,她還是喜歡別人叫她“大梅”,卻不是以“老”開頭的稱謂——20多歲還在勞動局工作時,原先的領導和同事就這么開玩笑地喊她。雖然現在已是當地財政局的一位“小領導”,“大梅”這個稱號仍“不離身”。就連她自己都曾開玩笑:這個稱號幾乎伴隨了到目前為止她全部的公務員生涯。
與《國際金融報》記者聊天,當然是從與公務員有關的話題開始。稍出乎預料,忙著整理東西的大梅抬頭率先反問:“我知道你要問我什么。是不是反腐、工資陽光化等對我們的影響?我只能說,肯定有影響?吹綌[在墻那邊的拉桿箱了嗎?我現在就徹底不需要它了!
這個“足以擺得下20斤東西”的拉桿箱,是大梅2012年底特地買的。大梅當時純屬“未雨綢繆”,因為,她所在的部門一年能出去旅游兩次,甚至是多次。但現在,用她自己的話說,隨著“政策收緊”,想再出去公費旅游“根本不可能”,且“誰都不能觸碰紅線”。因此,拉桿箱被大梅歸到了“豬年不再需要的東西”一類。
大梅還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說,除了公費支出項目少了,就連平常認為“該是自己”的福利都減少,甚至是“消失了”,“說完全沒有抱怨,那不都是真的”。
受到影響的,何止是大梅一個人。春節期間,《國際金融報》記者先后與十多位在二三四線城市工作的各級公務員聊過天。與大梅的說法有些類似,他們的反饋普遍是“福利少了一些”、“生活清淡了”或“不用再想著怎么給領導拜年和送禮了”。
也許,正如一位在某縣城打拼了30多年的老企業家農歷二十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所感慨的那樣:“前幾年,少部分公務員的日子確實太好過了。”但他同樣坦承,“現在‘高級一些’公務員的狀態應該是回歸正常。但另一面,對于大多數基層公務員來說,如果連年終獎都沒有,或許是說不過去的?傊,‘一刀切’亦不可取!
事實上,也有很多人說,公務員隊伍的上述對比,與時勢有關。過去兩年,“反腐倡廉”幾乎成了公務員隊伍中“必須研究”的詞匯,多數學習內容也與這四個字有關,且中央高層一直對反腐采取“高壓態勢”。
就拿今年春節來說,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下稱“中紀委”)都沒閑著——據媒體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