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出有名是和諧管理辦法的基礎

　　按照科爾奈教授關于中國經濟正在由不平衡的增長向和諧增長的說法，反映在公司治理領域，也應當由粗放管理辦法向和諧管理辦法轉變，有關管理不當、不正當的弊端理應引起業界的高度重視。所謂和諧管理辦法并非一團和氣，重要的是要體現出管理的正當性，從秦末典籍《呂氏春秋》中有關“順理”思想那里，我們可以受到有益的啟示。

管理辦法的正當性出于順理

　　對于先秦學者荀子有關“善假于物”的句子，人們耳熟能詳。其中所要“善假”的，多為自然規律，荀子把它們列舉出來，是為了“勸學”;然而一般人并不了解在《呂氏春秋》中，也有類似的說法：“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這并非簡單照搬，因為其中所要“善假”的，是被管理辦法對象的優勢或者潛能，不是為了“勸學”，而是向管理辦法者“勸順”，體現了一種“順理”思想。

　　《呂氏春秋》“順民”篇的篇名已經告訴我們，“順理”的主旨就是順民心：“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經理人要想獲得成功，雖然需要在商言商，但那也是需要“順理”的，即獲得實質上的正當性。按過去的說法，經理人走上管理崗位，得到合法授權，名正言順，不存在再追問管理辦法是否正當的問題�！秴问洗呵铩�“順理”思想的提出則不然，對此作了涇渭分明的劃分。比如紂王與文王，權位的獲得都沒有什么瑕疵。文王在岐山時，還要接受紂王的節制，紂王更有權勢。但紂王的管理就屬于不正當的一類，如實施殘酷的炮烙刑罰等等;而文王就注意順民心。當紂王準備賞賜文王千里封地時，文王想用這千里封地換紂王的一道命令：解除炮烙刑罰，從而贏得了民心。隨著管理正當性的易位，導致江山易主。

　　這個例子同時也說明，在一個團隊中，不是誰的職權大誰就天然獲得了管理辦法的正當性，而要看誰的主張更順理才更容易形成號召力。身居高位的管理辦法者強調執行力是必要的，但也應當反思自己的決策是否順理。否則，利用職權勉強造成執行高壓，也未必能夠取得預期的協同效果;況且在不順理情況下，下級的執行越用力，結果可能越槽糕。今年年初播出的電視連續劇《毛主席》中，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在指揮第五次反圍剿中總是抱怨紅軍指戰員執行不力。可他忽視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自己“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決策是否順理。即使按照他的說法，紅軍指揮員想保存實力，那也應當順應指戰員內心真實的想法，不能站在他們的對立面“崽賣爺田不心疼”。如果按照他的決策死守硬拼，紅軍的損失無疑會更大。

　　《呂氏春秋》所闡述的“順理”思想主觀上當然是在為統治階級著想，但在客觀上超越了君權神授等歷史局限性，至今仍然有助于澄清現代企業管理辦法的一些模糊認識：首先，有助于防止管理辦法的正當性與必要性的混同。在社會化大生產中，集中化十分必要;在瞬息萬變的競爭中“天然”需要管理辦法者享有隨機處置的權利。但類似的必要性最終都要接受是否順理的檢驗，而不是相反。其次，有助于防止管理辦法的正當性與權威性的混同。嚴格管理辦法的必要性固然需要服從管理辦法者的權威;但這種權威正是在順理中獲得的，管理辦法者在行使管理辦法權時必須心懷“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敬畏。再次，有助于防止管理辦法的正當性與有效性的混同。管理辦法的有效不是以管理辦法者單方面的利益為標準來衡量的，必須防止一意孤行的“有效”。

順理是管理辦法效率的杠桿

　　《呂氏春秋》在“順說”篇里講了一個故事：被譽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出山前，被魯國捉住。魯君將他裝在囚籠里，派差役用車押送到齊國。差役們習慣于“謳歌而引”，哼唱著號子拉車。管仲知道魯君手下有個施伯很有心計，一旦他得知魯君將自己放了，就會追上來殺死自己，所以要盡快趕到齊國。于是他就對差役們說：“你們喜歡唱，我就給你們領唱，然后你們應和我。”他唱的歌節拍適合快走，因而車子在不知不覺中加快了速度。

　　從管仲的故事可以看出，《呂氏春秋》的“順理”思想雖然強調的是“道”，但同時也是一種“術”。用今天的說法，是世界觀方法論的統一。順理雖然是對管理辦法者的要求，是對管理辦法的制約;同時又提供了效率的保證，為管理辦法者提供了提高管理辦法效率的可靠杠桿，而不是像有些管理辦法者所擔心的那樣，順理會以犧牲效率為代價。在“順理”思想里，天理、人心是一致的，都應當合乎規律。該書舉例說，大禹治理三江五湖時善于“因水之力”，順應水的特性疏導引流，故能取得成功。在管理辦法中順風而呼、際高而望，同樣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在管理辦法中“因人之心”雖然要進一步“因民之欲”，但并非簡單迎合，而是要發揮管理辦法對象的積極性，汲取正能量。

　　“順理”中道與術統一的思想，實際上反映了管理辦法正當性中的“正”與“當”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正”，反映了管理辦法正當性中的正義性質，是管理辦法方法是否恰當之“當”的前提;前者是后者能否發揮正能量的決定因素和充分條件：“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然而，僅僅做到了前者還是不夠的，必須同時解決“當”的問題。在解決“當”的問題時，前者至少沒有邪惡的用心。管仲急于趕路雖然算不上直接是在替天行道，但盡快逃出虎口的想法無可厚非，也無損于差役們的利益。不過，假如管仲不顧差役們的感受，盛氣凌人，處置方法不當;或者使得差役們發現加快速度原來對管仲如此重要，而對他們來說并不會得到格外的好處，那極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情景，節外生枝的情況將難以避免。

　　一般說來，在順理的過程中，高層管理辦法者只要“正”字當頭，總會具有一定的憂患意識，需要自覺注意“當”的問題，不會漫不經心。也就是說，將順理作為管理辦法效率的杠桿，并非單純追求績效，而是體現服務意識的必然要求。在順理中，管理辦法對象往往是服務對象，管理辦法者必須考慮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佳的服務效果，努力讓服務對象滿意。一方面，順理所要實現的管理辦法效率是長期的，具有可持續性。不僅不會為了眼前的效益而不計后果，忽悠被管理辦法者;而且會在被管理辦法者暫時不理解的情況下忍辱負重，為獲得長期的回報，用明天的績效證明今天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在獲得管理辦法效率的過程中要拒絕不正當利益的誘惑，努力解決管理辦法不當的問題。既注重團隊內部的和諧，又保持環境友好，使管理辦法效率的獲得順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