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金上調何時告別“等、猜、比、罵”
近十年來,我國城鎮職工養老金水平連年上調,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改善,是值得稱道的社保政策。
然而,每到年末年初各地要上調養老金待遇之際,卻出現了許多不和諧的聲音和現象:老年人先是“等”,盼望政府多加些養老金,盼望政策早些時候公布;接著是“猜”,各種小道消息開始流傳出來,讓老年人將信將疑,要自己去判斷消息的準確性;過了一陣,政府的養老金上調政策終于出臺了,老年人在奔走相告的同時,又開始互相攀比,例如為什么學歷高的養老金就加得多,工齡長的養老金加得多,為什么事業單位養老金加得少等等。在不斷攀比之下,老年人的滿意度下降了,就開始罵,覺得有些政府領導“偏心”了。
漲養老金本是皆大歡喜的好事,為什么生出這么多事來呢?原因就出在養老金缺乏每年例行上調的固定規則,決策機制不透明,隨意性大。
從2000年至,我國城鎮職工(包括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的平均養老金從559元漲至1750元,但每年的增幅飄忽不定,每年的漲幅分別是11.13%、3.04%、12.5%、4.01%、4.6%、7.52%、15.17%、14.78%、16.57%、10.79%、10.2%、10.38%、11.18%,而如果我們將歷年養老金漲幅與年度CPI漲幅對比,可發現許多年份物價上漲較多、但養老金增幅卻并未相應提高。
在養老金上調決策機制不明晰的情況下,老百姓往往希望養老金加得越多越好。久而久之,形成了錯誤的觀念和誤區:
首先,許多人認為,養老金上調幅度不能低于上一年度。養老金漲幅大了,領取者心安理得,覺得就應該拿這么多;漲幅小了,領取者則怨天尤人。在一些地區,養老金每年漲幅較大,甚至超過了不少在職的勞動者,形成養老金與在職職工工資的倒掛現象。
其次,不同人群間的養老金上調規則也在不斷變化之中,人為增加了社會矛盾。例如前文談到的,有的年份政策向高學歷者傾斜,有的年份政策向工齡長或年齡大的傾斜,規則無定論,養老金領取者患得患失。
第三,由于養老金上調機制不明確,導致一些老年人無法預測到將來可領取的養老金,生活過于節儉,不敢用錢。
第四,養老金上調機制不明確,也給政府的管理造成一些混亂。一方面,政府的社會保險預算無法提前編制,在資金籌措與管理上陷入被動;另一方面,由于規則不清,各地政府之間相互攀比,自作主張,少數省份的財政資金和社保資金本已捉襟見肘、收不抵支,卻每年大幅增加養老金(漲幅甚至高于發達省份),然后向中央政府哭窮。
養老金定期上調,既是保證老年人的養老金不受通貨膨脹侵蝕,也是讓老年人分享經濟成長果實的一種良好機制。近年來,我國經濟和財政實力大大增強,在財力上能夠保證養老金定期上調。7月開始實施的《社會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國家建立基本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根據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物價上漲情況,適時提高基本養老保險待遇水平”。去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提出,建立健全合理兼顧各類人員的社會保障待遇確定和正常調整機制。因此,養老金定期、有規律的上調機制亟待建立。因此,我們應盡快把養老金定期常規化調整機制的建設提上議事日程。
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已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可供借鑒的成功經驗。有的國家把養老金與通貨膨脹率(消費者物價指數、零售物價指數等)相捆綁;有的國家把養老金與全社會平均工資增長率相掛鉤;有的國家則折中兼顧通貨膨脹率與工資增長率的增幅;還有的國家專門根據老年人的消費特點,設計出老年人物價指數,以此作為養老金上調的依據?偟膩砜,我國處于經濟快速增長階段,養老金的上調可兼顧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與社會工資增長率的情況,在兩者之間設置相應的權重。
一旦養老金定期、常規化的調整機制建立起來了,老年人心中有數,就不需要每年翹首以盼、打聽消息了,社保部門也能較好地預測和管理基金。舉個例子,美國在2015~間因金融危機,物價下跌,養老金連續兩年都自動不再上調,老年人也非常平靜地接受這一現實。
筆者認為,我國已經在社會保障上傾注了大量的財政資金,再輔之以高效、透明的管理機制,老百姓就能得到最大的實惠。(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