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養老是普通人心中的傷口,現在,一篇名為《民生觀:公務員養老,制度并軌不是平均主義》的文章,在傷口上撒了一把鹽。
此文指出,制度統一是改革的方向,但是在養老金待遇上不宜搞簡單的“一刀切”。以“平均主義”偷換“公平”的概念,將會產生新的不公。文章列舉德國、美國等國較普通人優厚的公務員養老,證明公務員養老待遇較普通人為高,是正常現象。何況,目前我國“國考”錄取率如此之低,“一般來說,能考上公務員的,文化程度也較高,讀書時間長、教育投資大。非要讓公務員的養老金和藍領工人水平一樣,對寒窗苦讀十幾載的公務員來說,是否也不公平”?
在承認需要改革的大帽子下,堅持的是強盜邏輯。
一些國家公務員養老金較高,是有前提的,第一,有透明的公共財政體制,其次,在社會財富分配中,政府及其公務員不是資源的主要分配者,也不是財富的主要擁有者,第三,有嚴格的法律規章,公務員養老金高低并不由權力部門自己說了算,而是經過嚴格的論證最終通過程序成為大眾的意志。
如果我國有完善的公共財政體制,財政收入與稅收沒有遠超GDP增長,權力部門掌握主要資源配置權,沒有千軍萬馬參加“國考”爭當公務員,恐怕沒有那么多人對公務員的養老金感興趣。
任何一個規范的市場經濟國家,公務員的薪酬福利特點就是,餓不著也富不了,與企業主、金融家的收入不能比,擔任公務員大多是沖著穩定而非高薪高福利,穩定與高薪就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公務員的福利體制,不可與社會對成功者的激勵機制混為一談,公務員中有人才,但大多數不可能是人才,以低風險為人生皈依、一杯茶一張報紙的人生,不可能是為社會創造財富。流傳已久的錯誤觀念是,高學歷就是人才,因此北大學生賣豬肉激起一片惋惜之聲,就像封建時代中舉的人不應該從事下里巴人的職業,觀念陳腐不堪。人才的衡量,在商界是為社會創造的經濟價值,政界是為社會創造的制度價值。守低風險求高回報,社會的激勵機制必定扭曲。
我國公共財政體制非常不完善,法律機制不健全,公務員養老體制未經過特定程序獲得民意認可,同時權力機構的財富配置權太大,大到讓人擔心。此時與德國等國家相比,是不合適的。
有學者指出,一些西方國家公務員退休金標準一般略高于社會平均水平,但是德國公務員養老金替代率最高也不過72%,美國公務員養老金替代率低于60%,日本只有50%,而中國公務員養老金替代率卻在90%左右,到達一定級別的官員占用絕大部分資源,終身有靠。相比而言,我國職工養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57.7%,下降到50.3%,現在更是下降到45%左右。
確實,美國公務員養老金總體而言高于藍領工人,但沒有個人不繳納養老金的特權,退休后成為普通人,與所有退休人員一樣,享受通徹脹保值貼補。醫保也是如此,無論是市長還是清潔工,繳納同樣的金額就享受同樣的福利,公務員內部有大體公平的待遇,更別說搞出一大堆編外人員供編內人員奴役。
嚴格的制度堵住了漏洞,制度不會讓公務員吃虧,也不可能讓公務員成為特權階層!段穆毠珓諉T退休制度》對美國聯邦政府中的文職人員的養老、救助和殘疾福利進行了規定。公務員的工資中扣除8%(軍人為7%)左右的養老攤派金(相當于中國的養老保險金)和1.45%的醫療保險,工作年限不同替代率不同,按照公務員連續三年任職期間連續3年最高工資的平均工資作為計算基數,大家無話可說。在經濟下行周期、失業率高企之時,美國有不少人羨慕公務員旱澇保收,卻沒有人對公務員的待遇心生怨恨,原因就是長期形成的不言自明的規則意識。什么人,多少待遇,一清二楚,想發財?別當公務員。
億萬富翁布隆伯克從政擔任紐約市長,年薪只能象征性的1美元,而紐約市長的薪水一年不過270萬美元。,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三大投行的花紅接近300億美元,每位職員拿取25萬美元花紅,約為去年美國中等家庭收入的5倍。
沒有公共財政,吃皇糧隊伍大幅擴張,吃空餉事件時有耳聞—在權力掌握資源配置的土壤中,抱怨養老金過低,不過是撒嬌,擔心喪失既得利益的未雨綢繆。
公務員養老金高不高是偽命題,改革原始而龐大的權力機構,建立現代市場體制,才是百年大計,是基礎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