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審委會制度改革,檢察長列席審委會制度

解讀如下：

　　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應當把法官職業化建設作為主方向，將促進法官職業化建設作為現行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的制度建構基礎，改革與完善現行制度設計的缺陷，彌補現行制度存在的漏洞和不足，實現審判委員會組織制度的程序化、規范化和現代化，以此促進法官職業化建設。

　　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制度是我國司法制度獨具的制度首創，審判委員會作為人民法院內部最高審判組織的設置是我國司法審判組織系統的一大特色。審判委員會制度創設后曾在我國幾十年的司法審判實踐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組織作用和制度效能，但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變革以及司法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這一中國特有的審判組織制度如何契合時代的發展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深化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必須將這一制度置于司法體制改革和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整體改革之中，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確立司法改革方向的展開作為制度改革的價值取向，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必須遵循司法體制改革發展方向和司法規律，必須與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在相匹配。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的發展方向應當把法官職業化建設作為主旋律，將促進法官職業化建設作為現行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的制度建構基礎，改革與完善現行制度設計的缺陷，彌補現行制度存在的漏洞和不足，實現審判委員會組織制度的程序化、規范化和現代化，以此促進法官職業化建設。

　　一是改變傳統的審判權行政化管理模式。要逐漸克服法院組織和審判活動中的行政化傾向，首先要改變目前審委會是行政領導集合體的現狀，提高審判委員會作為審判組織的專業化水平。對于審委會委員的任職資格應制定明確的規定，把有豐富辦案經驗和審判工作實績、有深厚法學理論水平和調研能力、掌握嫻熟司法技能的資深法官選入審判委員會，杜絕過去以行政職務和級別待遇為條件任命審委會委員的模式。

　　二是嚴格限制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范圍。審判委員會參與具體案件的裁決應從程序上加以嚴格限制，將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案件功能的影響力限制在一個可以接受的、較小的范圍內，以最大限度調動合議庭法官的審判工作積極性，使合議庭法官真正承擔起審與判的全部責任，以進一步推動和鞏固法官員額制改革成果，使審判委員會和合議庭法官之間在案件范圍上有分工并體現層次。審判委員會更應加強審判工作經驗的總結，把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置于整個社會變革和改革開放的大系統中進行宏觀考察。

　　三是增強審判委員會委員的參與意識和主體意識。規定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時，必須保證每位參會委員對所討論的案件有發言權，保證審判委員會委員能夠有機會表達自己不同的思想和見解;為增強審判委員會委員的主體意識，可以考慮根據審判委員會委員的專業知識結構，讓所有的審判委員會委員輪流擔任審判委員會主持人，改變現在完全由院長或副院長主持的傳統作法，徹底改變主持過程中欠缺主體意識的缺陷。

　　四是強化審判委員會委員的專業化要求和責任意識。審委會委員輪流擔任主持人，除主持討論決定案件外，主持人還必須對討論案件親自主持總結審判經驗。主持人對自己主持討論決定的案件，應親自動筆撰寫調研文章和案例分析，以總結審判經驗，指導和規范今后的日常審判工作。對此應作具體規定和要求，強化和提高審委會委員的專業化水平，提高和落實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的總結審判經驗的任務。以專業化的條件和要求限制過去行政化的管理模式，改變過去行政化管理模式，形成審委會上以業務水平和專業知識論高低，而不是以行政職務論高低的職業化和專業化氛圍。

　　五是落實審判公開原則、回避原則、直接言詞原則等制度性規范。審判委員會應改變傳統的只聽匯報的幕后討論程序，代之以旁聽庭審，主持人主審等直接審理的程序運行辦法，還可以借鑒我國古代的“會審制”，建立審判委員會會審制度。通過研究制定審判委員會會審規程，規范會審程序，劃定職責范圍，理順與獨任庭、合議庭的關系。審判委員會會審的案件應該是法律關系確實非常復雜的重大疑難案件。審判委員會會審案件必須像合議庭告知當事人組成人員一樣，告知審判委員會參與會審所有審判委員會委員的名單，并告知當事人有申請回避的權利。審判委員會會審案件應做到六個公開：即公開陳述、公開質證、公開辯論、公開認證、公開評理、公開判決。經審判委員會會審的案件，參與會審的審判委員會委員應該在裁判文書上署名，這既表現了審判委員會的責任，也代表了審判委員會的獨立與尊嚴。

　　六是重構審判委員會制度研究討論案件的運行程序規范制度。對于重大疑難案件應有嚴格的界定標準，對于程序運作的啟動，應有嚴格的限制性標準，避免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數量過多和啟動程序的隨意性。對于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出席人數、討論決定的方式和程序及討論終結的程序都應制定嚴格的程序性規范，確保審判委員會制度的運行在公正的程序制度規制下進行。

　　七是建構專家咨詢委員會輔佐審判委員會的銜接機制。咨詢委員會包括法學專家教授、法院專家型法官、資深法官、已退休的優秀法官等，他們是既有一定的法學理論基礎，又有長期審判實踐經驗的法律家，咨詢委員會只提供相關案件的適用法律參考意見，并不直接參與審判，也不具有對案件的決定權。咨詢委員會根據自己對法律的理解，自由地對案件提出自己認為正確的處理意見，并做出學理解釋，供審判委員會作參考。

　　八是強化審判委員會總結審判經驗的職能作用。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特別應將總結審判經驗也作為工作重點，通過制度變革逐步將工作中心轉移到宏觀的審判工作指導及審判工作經驗總結上，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審判工作中根本性、全面性問題和制定規范性審判工作指導意見上。審委會委員應加強理論知識學習研究，不斷更新審判委員會的知識結構，提高審委會委員的綜合業務能力和科學決策能力，在日常工作中及時發現審判工作中相對集中的問題，并進行研究、歸納、梳理、分析，找出規律性的內容，將司法審判實踐經驗上升為審判政策、法院管理舉措和具有特色的應用法學規范，用于指導審判實踐，將審委會總結審判經驗的職能作用轉化為法官職業化建設的新動力，以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莊子曾說過，“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不能把我國的審判委員會制度與西方司法制度進行簡單的比較，就直接評判兩種制度的優劣，而應當考察兩種制度得以發生的社會條件以及與之相配合的其他制度，才能在一個真正有意義的層面上思考制度變革的發展方向。審判委員會制度的改革應當與剛剛全面開始推行的法官員額制改革緊密結合起來，作為推進法官職業化建設的重要進路同時展開，既要吸收先進司法制度所蘊含的合理內涵價值，又要考慮中國現實社會環境實際情況對法官員額制改革與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雙重變革的承受能力，還要考慮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法治理念的溝通與融合，以體現法治思維的制度構架與程式重構現行審判委員會制度，使這一獨具特色的審判組織制度在推進法官職業化建設中真正發揮積極的制度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