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度往往只是一個理想
皇帝的消極怠工,文官集團的渙散,使龐大的帝國相互掣肘、舉步維艱,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標準。這些問題到253年后的鴉片戰爭時依然如此,以致“沖突既開,恢復故態絕無可能”。而在西歐,這一年是西班牙無敵艦隊遠征英國的前一年,到1840年英國已經處于輝煌的維多利亞時代,發動了侵華的鴉片戰爭。同為大國,為什么明朝的發展停滯不前,英國卻能擺脫困局、實現強國夢想呢?
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但在這里,反作用的力道太大了,大到似乎要顛倒規則。明朝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行政問題通過道德原則簡化,以適應政府的低能;財稅制度混亂僵化,與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脫節。黃仁宇先生把這種管理狀態下的社會結構比喻為“潛水艇夾肉面包”。上層是文官集團構成的長面包,大而無當;下層是成千上萬農民構成的長面包,沒有有效的組織;上下層之間是尊卑男女老幼的倫理道德。這些倫理道德是明朝立國的根基。它們粗淺簡單、保守僵化,缺乏技術標準和操作規范,使貨幣稅收、金融保險、交通通信、商業組織等先進制度無從發展,以致國家“不能在數目上管理”,導致國家機構運行遲滯,上下層之間的溝通渠道堵塞,最終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凝固。這是中國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后明清的主要原因,也是明朝走不出死胡同的根本原因。
貧瘠的土壤無法孕育高大的樹木。在這個大環境下,制度建設成為水中花、鏡中月。比如稅收制度,每個縣的稅額自朱元璋時代固定下來,無論天災人禍、人口變化均不增減,等到執行不下去發生欠稅,將所欠稅額按比例減免后征收,等于變相減稅,各地爭相效仿,欠稅成為常態,導致國庫空虛。再如軍隊補給制度,軍隊是國家武裝,補給本應由中央統一調配,但明朝將軍隊補給交給地方負責。一個地方要給十幾個衛戍供應錢糧,一支軍隊的補給也來自十幾個府縣。如此犬牙交錯的供應模式無法充分保障軍隊補給,一旦行軍作戰更加難以應變。為適應落實的組織制度,軍隊作戰只能放棄先進的主動戰術,采用落后的被動戰術應敵。還有公務員工資制度,中央規定的基本工資很低,各地就在稅收之外征收“常例”“火耗”,給自己發地方津貼,而“常例”、“火耗”的征收又沒有標準,等于地方變相擁有自己的財政權,還不受中央控制。賦役制度,可以稱為吃大戶,負責接待官員來往的驛站,使用的交通工具、住宿飲食攤派到當地的富戶,家里越殷實負擔越重,極大地限制了民間資本的積累。就連度量衡,官方與民間使用的都大小不同。
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萬歷十五年》一書散發的強烈現實關懷,于平常處凸現的深刻道理,對于現代社會制度建設仍不乏借鑒意義。
一是去道德化。弱化制度中的道德色彩,讓制度成為可執行的行為導向。一方面道德是道德,制度是制度,莫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剔除制度中模糊性、思想性因素,加強技術性、規范性因素,減少不確定或模棱兩可現象,避免制度在落實過程中名不副實、被高高掛起的情況。另一方面道德拔高了對人的要求,使制度失去了現實意義,正如逼著朱翊鈞做道德范本,他只能逃避;標榜官員低薪,就會出現稅收之外的“常例”。要留下一個解決問題的緩沖空間,不要一下子上綱上線,使政府措施得以適合時代的需要,個人的獨創精神也得以發揮。
二是去人格化。張居正是萬歷時期的精英人物,聰明才智堪當大用。他執政期間推行了多項改革措施,如丈量土地、一條鞭法、官員考成法等。這些富國強兵的措施,整頓了吏治,充實了府庫,夯實了軍隊,但隨著他的故世全部付諸流水。這種人亡政息的現象令人扼腕嘆息。因此,制度建設應注重連貫性、持續性,減少人為因素的色彩,使之不因領導個人方面的因素而存在或消亡、夸大或削弱,讓制度擁有自己的生命。
三是去特權化。特權本身就是對制度的否定。如果說制度是一條大道,特權就是在道路上劃出的一條快速通道,這條快速通道越寬,占用的道路資源就越多,行走在公共道路上的人就越擁擠。明朝的賦役負擔由地方富戶承擔,但官僚大戶享有豁免特權,真正負擔落到中小地主身上,往往使他們傾家蕩產。
預備黨員轉正決議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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