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課費，正成為壓迫中產階級的另一座大山

這樣一個寒假，對許多中小學生來說，是又一個淪陷的假期，被各種補習班所填充。而對這些孩子的家長來說，則是又一個昂貴的假期。節節攀升的補習費用，令許多本已被高房價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城市中產家庭不堪重負。

不久前，一位南京家長在朋友圈曬出了一張寒假清單，經過粗略計算，在今年僅有的21天寒假里，這位家長光是給孩子報課外補習班的費用就輕輕松松突破了萬元大關。

當然，這位家長認為自己已經非�！翱酥啤绷�，“有個朋友的家教開銷更大，年前15天，一天三門課共480元，全部就要花7200元，比平時一個月的補習費用還高！”

很多家長會用假期的時間給孩子上補習班

城市中產是一個容易被人貼上焦慮標簽的群體，慣常的說法是，他們的焦慮與高房價有關，巨額的房貸壓力，使他們像一只負重前行的蝸牛一樣生活。

但一個隱秘卻真切的事實是，令他們焦慮、脫離他們的承受能力的，除了高房價，還有高昂的補課費。拋開那些關于到底要不要補課之類的宏大主題，我們先來關注一下培訓價格、補課費用這種具體算術題。

據了解，目前學生補課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參加輔導班，二是請教師一對一輔導。

前者收費相對要低，但對教師而言勝在積少成多，總數也頗為可觀。不妨援引一下2013年上�！肚嗄陥蟆返囊黄獔蟮��！皩τ谑钇谘a課，王老師明碼標價：一堂課兩個小時，90元，10次一付�！� “學生們暗暗地替王老師夫婦算過賬：以一周9堂課、每堂課30個學生計算，暑期一周的收入即達到24300元，暑假一個月（按4周計算）收入97200元，一個暑假（2個月按8周計算）的收入就是194400元�！�

而現在的行情，以深圳為例，不管是參加培訓機構的輔導班還是教師自行組織的一對多補課，很少有低于200元一堂課的。至于一對一輔導，五六年前媒體報道，沈陽市名校教師一對一學生補課的費用，最高價格達到了1000元/小時。

不久前，一朋友自長沙來深圳，席間說到他為孩子升學下了血本，請的名師家教每次收費1700元。雖然這是名師價格，但保守估計，一對一輔導收費每次在400元至800元應屬普遍行情。

▲某市街景：招攬學生假期補課的街頭攤點

我們由此也可以看出房價與補課費之間某種有意味的關聯。

比如，一個城市的房價越高，補課費用也就越高；房地產市場有普通商品房與豪華商品房之分，補課市場也有普通教師與名師等不同的授課價碼……兩者的相通之處是，都在放大了的焦慮心理的推動下，擺脫地球引力，進入了一個非正常的價格區域。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人們習慣于用房價收入比來說明房價不合理，同樣，功課是用來補習的，不是用來牟取暴利的。實際上，我在這里很想發明一個新詞，叫補課費收入比，即補課費用與普通城市居民收入之比，其扭曲程度絕對不輸于房價收入比。

比如，一個城市居民以月收入6000元計，每月22天，每天8小時，可得出其每小時報酬在34元左右�？墒撬�如果送孩子上一對一的補習課，每小時得支付數百元的費用，這和人們得拿出遠遠高出年收入的價格去買房，純粹從收入比來說沒有本質區別。

甚至可以說，是否參與補課，成了造就教師貧富差距的一個分水嶺??不要誤解，我個人一直并不反對教師補課，付出了勞動，適當收費是人之常情。

國家這些年來三令五申不許教師補課卻總是收效甚微，是因為市場需求擺在那里，一味堵是堵不住的。但我想問的是，這樣的收費標準，是否偏離了一個正常社會所能接受的閥值？

當然可以認為它是合理的，因為它和房價一樣，由市場決定，沒有誰逼迫家長掏錢；也可以認為它是不合理的，因為它超越了其勞動價值的正常區間，以及許多家庭的承受能力??同樣是上課，憑什么在學校里上和私下里教，在勞動報酬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分野？

這還涉及到一個知識的價格與價值的評判問題。

很多時候，市場價格與其內在價值未必成正比，正如網絡上的很多10萬+文章，其文本價值與閱讀量未必成正比一樣�；蛘哒f，僅僅是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補課現象是不完整的。

從無數孩子課余奔走于培訓機構的疲憊背影中，我們看到了一種扭曲的童年、殘酷的青春。

家長與孩子付出這么大的代價，所得不過是一些解題的技巧，是一遍又一遍刷題形成的僵化思維，這些補課老師往往不會告訴孩子們什么是真正的成長，什么是生命的價值與尊嚴，也不能給他們一個更遼闊更豐富的世界，那樣的強化補習訓練，只能讓孩子們成為考試的囚徒。

▲假期里，不少孩子忙于奔命在各種各樣的課外補習班中

雖然，也有不少家長從內心深處并不認同甚至排斥這樣的課外補習，但那又如何？他們無法擺脫名校情結，如果不花錢參加課外培訓，孩子就上不了名牌小學、名牌中學，也很難考上名牌大學，這些都是循環效應。

所謂“不寫作業母慈子孝，一寫作業雞飛狗跳”的段子，就是這一焦灼心理的寫照。集體化的教育焦灼，形成了一種將許多人裹挾其中的羊群效應，最終變成了一些人眼里滾滾而來的商業利潤。

可以說，在這根被異化的教育鏈條上，培訓機構及某些私下開班的教師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有調查顯示，中國家庭對中小學生花費的補習費用占整個教育開支的三分之一。

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中國一線城市，參加課外輔導的中小學生達到70%，一些家庭補課費用直追住房按揭??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國家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的減負之舉，被各種名目的補課給抵消了。

指責家長盲目從眾，發一通這樣的議論很容易，但這種空泛之論，對事物缺少必要的體察與理解，往往顯得大而無當??問題是，我們是否真的能夠容忍自己，對這種偏離教育軌道的“瘋狂”無能為力，甚至無動于衷？

被補課綁架的教育， 因刷題而干涸的心靈，究竟該如何才能恢復應有的蓬勃與飽滿？

本文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特色內容。

楊東平：警惕新一輪的“教育產業化”

楊東平

大學高考網研究院院長

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

本文根據楊東平老師在12月23日舉辦的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上的演講整理。

這次論壇的主題是“教育創造美好生活”。請問，我們的生活美好嗎？自從孩子上了小學以后，這個美好就喪失了。幼兒園的虐童事件，日益熾烈的課外補習熱， 大城市激烈的擇校競爭……教育正在摧毀童年，摧毀家庭幸福。

這一輪新的“教育產業化”，有幾個比較典型的事實。

課外補習正在“綁架”學校教育

課外補習的規模和能量都非常大。目前我國教育培訓機構總數約為20萬家，中小學輔導的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上課外輔導的學生達1.37億人次，參與輔導機構的教師有700-850萬。

培訓機構的基本模式是“提前教育”。這就造成了中國學校教育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很多學校一年級開學的時候，老師發現只有一兩個學生還不會，大多數都已經達到了二年級的水平，這讓學校怎么教？ 這就是“綁架”。

2012年的PISA測試中，上海取得了世界第一的優異的成績，但上海同時還得到了另外一個世界第一，就是課業負擔、學習時間世界第一，而且還是遙遙領先。具體數值是上海學生每周校內上課時間為28.2小時，在65個國家（地區）中位于第9位；每周課外作業時間13.8小時，名列第一。加上校外輔導和私人家教，每周校外學習時間17小時左右，遠高于OECD的平均值7.8小時。

這個PISA測試是非常嚴格的，因此可以澄清關于課外補習有些似是而非的說法，什么儒教文化圈的東亞國家和地區，都追求考試成績，望子成龍，改變不了，都一樣。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港澳臺的課外學習時間約為上海的一半，日本僅為上海的1/3，而他們也都是PISA第一梯隊的成員。

把全國人民都帶到坑里、最負盛名的奇談怪論，就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這個起跑線卻不斷地前移，從高中移到了初中、小學和幼升小，現在學齡前兒童的補習已經非常成熟了，成為了一個巨大的產業。不久前媒體報道，上海的一個兩歲半的男孩，父母給他報了五個培訓班，包括主持人培訓班，結果發生嚴重的脫發，到了醫院檢查，是“斑禿”，因為精神過度緊張。什么叫做“奧托班”？托兒所的奧數班。做這種事情是不是有點“喪盡天良”？

熾熱的課外補習熱，基本特點是城市大于農村、東中部大于西部、重點學校大于非重點學校，就是參加補習的重點學校學生多于非重點學校學生；還有小學生多于初中生。課外補習在國外稱之為“影子教育”，如影隨形跟在學校教育后面，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尤其是為后進學生提供課外輔導，就是所謂“補差”的功能。但是在中國，其功能普遍成為“培優”，越是學習好的人上的補習班越多。有一句話是“不怕班里有學霸，就怕學霸放暑假�！�越是在大城市，越是在重點學校，越是在優勢階層，補課的強度越大。所以，課外補習進一步擴大了教育不公平，正在成為一種新的階層再生產的重要機制。

小升初擇校競爭：公退民進

小升初擇校近幾年出現的情況是除了北京和深圳是以公辦學校為主，上海、南京、西安、廣州等等大城市擇的都是民辦學校，就是初中階段的名�；�本是民辦學校。盡管全國宏觀統計，初中階段的民辦學校占10%左右，但是在成都，初中民辦學校學生的比例達19.8%；上海有的區的這一比例，達到了30%、40%。

義務教育的學校系統正在發生分化，民辦教育成為優質教育的代名詞，而公辦學校成為二流的學校。一系列的統計說明了這一點。上海中考成績排名，前十名均為民辦(平均分從 570 到 590分)，而公辦學校中成績最好的，平均分則在 560 分以下。杭州2015 年的中考成績統計，500分以上的考生中來自民辦學校的超過90%。公辦學校正在逐漸被“邊緣化”。義務教育學校系統的兩極分化面臨的危險，北京大學的王蓉教授稱之為“教育的拉丁美洲化”，就是有錢的上優質的私立學校，普通老百姓上平庸的公辦學校。這是我們的目標和理想嗎？

新一輪“名校辦民�！�

第一輪“名校辦名�！笔窃�90年代末的時候，把一批公辦的名校轉化為實行民辦機制的“轉制學�！�，公辦學校換了一個馬甲就可以高收費。當時主要是為了彌補政府教育資源不足。由于產生了亂收費和制造學校差距之類嚴重問題，到2005年左右就被叫停了。

目前這一輪新的“教育產業化”，特點之一是名校和房地產市場的深度結合。最具有可視性的現象就是超級中學的擴張。衡水中學在全國各地辦了23所學校，基本上都是和房地產或者大企業合作。為什么今年在衡水中學的平湖分校遭到強烈的抵制？實行提前招生，用高額的資金攫取高分學生和優秀老師，一百萬聘一個校長，然后以高升學率來自我循環。用這種方式，幾乎所有的公辦學校都無法與它競爭，這就是教育界的“野蠻人”。

這一輪“教育產業化”的一大特點是資本市場的介入，無論培訓機構還是名校辦名校，背后都有資本強大的力量，資本兇猛。

教育培訓業的兩大巨頭，2017年4月，新東方、好未來美股的市值突破 100 億美元大關。2017年7月，好未來集團市值達到127.4億美元，2018財年第二季度總凈收入增幅66.8%;新東方教育集團K12業務營收在2017財年增長44.2%，已經占到總營收的55%。

新東方一開始辦的是面向出國留學的英語補習教育，不是面向中小學生的。俞敏洪自己多次表達過后悔上市，一上市就被資本綁架了，必須要向董事會報告每年的增長率，但是教育是這樣做的嗎？是要把攤子鋪得越來越大、不斷榨取學生作為自己的業績？這些年中國教育機構上市的規模是非常大的。無論學前、K12、職業教育還是高等教育，民辦教育的舉辦者都盯著資本市場，盯著新三板，他們的最高理想就是上市。辦教育成為一個“圈錢”的事業。

解析教育的“劇場效應”

嚴重的課外補習和擇校競爭，自媒體稱之為“劇場效應”，就是在劇院看戲，第一排人站起來了，后面的人沒辦法，結果大家都站起來，所有的人都被“綁架”了。在公辦學校、民辦學校、培訓機構和家長這幾個不同主體中，公辦學校認為民辦學�？荚嚻�尖、家長非理性擇校，培訓機構推波助瀾。每個主體都有自己的責任，受罪的是兒童。這個結構圖其實缺了一個主體：政府在哪里？要解析“劇場效應”其實也很簡單，就是政府在干什么？我們知道沒有一個劇院會所有人都站著看戲，因為有保安和警察。為什么教育市場如此混亂？講得好聽一點是“政府失靈”，其實，就是政府失職，該管的不管，背后還有很多尋租行為。

因而，關鍵是教育治理的改善，促進教育治理的現代化水平。

重新思考義務教育

我們需要要回歸初心，就是回到教育價值和教育理想的層面，重新認識義務教育的價值、功能。是制造學校競爭嗎？是打造名牌學校嗎？還是其它什么？今天，教育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從應試教育突圍，真正建立以兒童為中心，以學生的健康發展和終身幸福為本的價值，實行善待兒童的教育，使兒童免于恐懼的教育，使兒童能夠保障睡眠的教育，尤其是保護小學生的身心健康、學習興趣、想象力和好奇心。

為此，需要重申義務教育的屬性和價值。義務教育的性質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是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舉辦的，是免試免費、就近入學、非競爭性、非選拔性、非淘汰的教育，是一種基礎性、保障性、公益性、公共性的教育。所以，現在我們把小升初、幼升小搞得天翻地覆，每個家長都像熱鍋上的螞蟻，完全違背了義務教育的初衷。

政府治理：重建基礎教育的公益性

破除“教育拉丁美洲化”的危險，必須認識“教育市場化”的遺產和遺毒，強調義務教育的保障性、公共性和公益性，避免被資本、培訓機構、房地產綁架。

教育公共財政應當傾斜關注“后20%學生”，而不是為優勢學校、優勢家庭的學生“錦上添花”。很多國家都有面向弱勢學生、后進學生的“補救教育”，課后再用兩個小時上課，經費和教師都是由教育部單獨撥付。

治理小升初擇校競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治本辦法，就是“示范性高中指標下放”，下放給普通學校。教育部要求下放的比例不低于50%，但是在上海和北京這些大城市遠遠做不到，也就不到20%。有人提出如果這個比例進一步擴大，譬如擴大到70%，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的生源競爭就消失了，因為上一般的學校進入示范性高中的概率也很大，不見得非要上民辦學校�？梢娊鉀Q這個問題是有一些簡單有效的做法的。

更進一步，在已經普及高中教育的特大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已經達到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應該適時地提出“高中教育均衡發展”的目標。即將義務教育的概念擴大到高中階段，取消高中階段的重點學校，整個基礎教育秩序也就穩定了。

改革的理想是適性揚才，多元辦學，形成一種低競爭、低控制、低評價的教育生態，從“掐尖”走向“均優”。我們知道世界公認教育質量最好的芬蘭，沒有考試、沒有評優、沒有職稱、沒有績效工資，但做到了教育質量最好。

在分類管理的框架中，規范民辦學校的發展

民辦教育的公益屬性、教育屬性和營利商業屬性之間怎么平衡？需要建立相應的管理和政策環境，義務教育階段的非營利性學校明確以公益性為主，改變現在的學校行為和發展模式。

標本兼治，建立教育培訓行業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

通過法制、行政管理和行業自律，標本兼治地改變培訓機構。這種行業自律希望培訓機構自己來做。北京、成都和上海都已經頒布了新一輪的禁令，禁止在小學開展各類學科競賽，但是，是不是應該建立培訓行業起碼的“底線原則”？譬如不應該對學齡前的孩子教奧數等等。

此外，也要建立具有約束性的社會評價機制。旅游業、餐飲業都有這一機制，有問題可以投訴，投訴的結果就是執法。通過公眾參與和社會力量的約束，通過法制和行政管理，這個問題并不是不可解決的。

教育競爭的新階段：走向教育創新

我們面臨的真正的挑戰，是面向未來的教育創新。因而，新的學校競爭并不是民辦學校和公辦學校的競爭，而是創新學校和傳統學校的競爭！需要通過源頭治理，開展中小學辦學體制改革，促進教育的多樣化和高品質，鼓勵教育創新創業，鼓勵多種途徑辦學，探索建立非營利的學校，從“資本家辦學”走向“教育家辦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