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為什么要簡政放權,簡政放權的目的

自2013年3月組成的本屆政府已經召開了近100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中國政府網統計，在這近100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提及簡政放權的就多達65次，其中40多項議題與簡政放權直接相關。因此，報道將“簡政放權”評價為本屆政府的“先手棋”、“當頭炮”。

　　李克強總理上任之初即承諾，本屆政府要將國務院各部門的17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砍掉三分之一。結果只用2年時間就完成了5年的目標，在這兩年多時間里，國務院相繼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并公布取消了211項職業資格。更重要的是，本屆政府明確，國務院各部門將明確全部行政審批事項清單，除公開的事項外，各部門不得擅自新設行政審批事項，并逐步向審批事項“負面清單”管理邁進，在審批清單之外的事項，將均由市場主體依法自行決定。

　　作為行政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為何簡政放權會被本屆政府放在如此高度不遺余力地推進?

　　在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時代背景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入最艱難的深水區，中國能否實現轉型發展，既是一道深刻的歷史課題，也是決定未來能否科學健康發展的奠基。

　　事實上，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式改革是增量改革，雖然在改革過程中創造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奇跡，但也留下了雙重體制并存、行政權力過重、尋租與腐敗等制約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藩籬。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如何清除這些制約，走向法治化的市場經濟制度，就成為本屆政府清醒認知下的必然選擇和重大任務。

　　過去30年的經驗一再證明，改革能否順利推進，其根源就在于政府自身。但改革措施涉及每一個政府官員的權力和切實利益，這就形成了一個二元悖論。自我限權，自己革自己的命，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將政府改造成專注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機構，就需要下大決心放棄與服務型政府不符的各種權力，減少和消除對資源配置和價格形成干預的行政制度，盡可能地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而簡政放權就是首當其沖的關鍵抓手。

　　可以說，這是經濟發展的客觀歷史對現階段中國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李克強總理就任以來反復強調和推進簡政放權的時代背景。

　　縱觀30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中國改革實際上經歷了三個重要的關口：第一個是上世紀80年代末的物價改革，打破價格雙軌制，讓市場經濟的規律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即被人們稱之為“價格闖關”。第二個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緩解經濟過熱，實現軟著陸，并在激烈爭論后確定的市場化改革，包括國企改制、分稅制改革等。第三個就是現在中國政府正在致力推進的轉型發展，打造服務型政府，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包括生產去庫存、金融去杠桿等，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以簡政放權為代表的行政制度改革。這一戰略的目的和核心，就是短期內穩增長，長期看調結構。

　　從現實看，權力減法的改革其難度也是可想而知的。改革初期人人皆受益的“帕累托改進”環境令人振奮，改革的阻力因此也相對較小。但如今，改革進入深水區，“無損被改革者利益”已很難再出現。要進一步推進改革，就必須堅持走市場化道路，就必須自我削權。正如李克強就任國務院總理后首次中外記者會上所說：“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這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但這是發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們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

　　現實地看，十八大之后，改革的時間與空間約束已經越來越明顯，在經濟換擋的背景下，“改革與危機賽跑”并不是危言聳聽。某種程度上看，其迫切性不亞于上世紀80年代的歷史需求。面對深刻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通過簡政放權促進法治化市場經濟制度建設的改革頂層設計已經明確，而結果值得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