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下的人生和向上的人生

　　這是我認識的兩個男孩子的故事——我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還是男孩子，未來還有多種可能性，現在他們都是30+的老男人，人生的前半段已經基本定型。這樣的故事太多、太普通，也太容易被忽略。寫下他們的成長，主要是用來自勉當前的我，因為我也需要反思自己的人生。

　　之所以選擇男性來做參照，是因為男性不能像女性那樣能退回家庭、相夫教子(我本人是feminism的，這里絕不是對女性的歧視，只是客觀事實如此)，所以能更清晰地看到一個人是失敗還是成功。

　　第一個故事：

　　昨天滿嘴塞著晚飯的時候，突然手機響了。打電話來的是一個多年不見的熟人。

　　這是我的一個校友同鄉。出身于一個穆斯林家庭，家族中的長輩對比較優秀的男孩看得非常重，對他寄予了非常深切的厚望，希望他能夠在仕途和錢途上熠熠生輝，光宗耀祖。他考上碩士之后，人生理想也變得很混亂。一會兒想當“著名學者”，一會兒想當“政要人士”，一會兒又想當“房地產商人”。其實，與其說這是 “理想”，不如說是對名譽、權力和金錢的欲望。這些宏大的“人生目標”，把他已經壓了個半垮。

　　他是學考古的碩士，但宿舍的桌子上除了放著《老子》之外見不到一本專業書籍。

　　研三時別人都在找工作或者考博，但這貨卻幾乎不去教室，也不去圖書館。大部分時間都窩在宿舍上網聊天看電影打游戲。

　　在離畢業還有一個多月的時候，他離校出走了，跟周圍的人招呼也沒打一聲。——離校出走，什么概念??據他同專業的人說，他畢業論文寫不出來，被導師罵，然后他就卷鋪蓋走人了。

　　作為一個真心為他著想的朋友，我好不容易才打通了他的手機，發現他已經跑到了南方的一個寺院里住了下來。我建議他趕緊回來，延期畢業都沒關系，拿到學位再出去闖蕩。

　　但是他似乎很淡定，說他看不上這學位，這限制了他的人生創造力。他要去尋找他自己的“事業”和"方向"。

　　既然這樣，那我只好沒話可說了。學位學歷不見得一定對應著一個人的能力，但這里關鍵不是學位怎樣，而是他虛妄之下的軟弱。

　　在寺院待了半年多之后，他又跑到了更南方的一個清真寺，在清真寺辦的穆斯林女中里教語文和歷史。平時也會在當地的圖書館讀宗教、民俗、教育類的書籍。還曾經讓我幫他列過一個文學類的書單。我以為宗教的熏陶、清真寺的戒律、邊地民風的淳樸，以及有書可讀的環境，已經讓他的精神境界變得從容一些、也更踏實一些了。我以為他從此會越來越好，越來越好下去。

　　結果大概一兩年之后，他給我寫郵件說，他以為自己“韜光養晦”夠久了，要出來做一番“事業”。還是那種熟悉的妄自尊大的口氣。

　　我心想，壞了。

　　果不其然。昨天打電話來，正是他說要跟著一個建筑隊去搞設計，做cad制圖。

　　cad，這個跟他之前的考古專業、以及后來讀的宗教、民俗、教育，都沒有一點關系。我問他學了多久，他說“邊做邊學”，他的潛臺詞，應該就是沒怎么學。

　　我問，那你還回清真寺嗎?他說：這輩子都不會回去了，不喜歡那個地方。

　　我想了想，還是忍不住說：這次認準的事情，一定要堅持下來，不能半途而廢。因為超過三十歲的人，時間和精力都已經沒有太多試錯的余地了。

　　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一個年輕人。我親眼看著他最好的年華，在他缺乏清晰的理想、又缺乏自律和定力的慘淡經營下，坍塌成一堆齏粉。我看到了什么是沒有擔當的人生。

　　第一個故事：

　　要講到的第二個人，是我本科時的一個學長。畢業之后回了老家的地級市，在一個四流高校做行政工作，跟專業毫無直接關系，一直到現在。

　　他出身于一個看似條件不錯的家庭，然而他的童年雖然物質生活充裕，家教環境卻無比糟糕，在親情上充滿了常人難以想象的錯亂和缺失，用“命運多舛”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具體不詳述了，經歷過他那種童年生活的人，如果沒有嚴重的心理障礙，那簡直是奇跡了。

　　然而學長就是這樣一個奇跡。不但精神健全，人格完善，而且成為了一個詩人，不夸張地說，有天才般的光芒。與他交往過的人，無不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當然，我更傾向于認為，文學和詩歌拯救并升華了他原本十分苦難的精神創傷。

　　他在一個民間詩歌小圈子里很有名。同時這個小圈子由他本人一手打造。他在學校時就寫得一手好詩，而且經常組織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寫作交流。詩歌圈是一個很邊緣化、但是又很自得其樂的特殊場域(當然實際的生態狀況也很復雜，背后往往糾纏著各地文聯、作協、黨政機關和企業的宣傳部門、附庸風雅的達官顯貴之類)。出了那個圈子，是沒人認識他的。但這不妨礙他樂此不疲地經營自己的那個小圈子，做得風生水起。

　　學長的另外一個事業是組織學生劇社。除了能接觸到更多年輕漂亮、有靈氣的女孩子之外，他更重要的目的，還是離不開“藝術理想”。他排演過很多先鋒戲劇，在當地的商業場所嘗試上演過，票房不用說了，肯定是很慘淡。但為了學習觀摩，他還是會一次次驅車到200公里外的省城去看那里巡回演出的話劇，再連夜趕回他所在的小城市。

　　(相比之下，我感到非常慚愧。我住的地方，離保利劇院和首都劇場都可以騎15分鐘自行車抵達。但我一年看一次話劇就就算不錯了。)

　　學長還利用業余時間拍了家鄉水庫庫區生態環境的紀錄片。但據說由于涉及敏感問題而不能在電視臺播放，只能作為獨立紀錄片存在于網絡上，但這不妨礙他對這部片子的喜愛和重視。

　　我一直替學長的才華和抱負而深感惋惜。如果能像我輩這樣花一點工夫考研考博，從而有機會更深地接觸一些“高端”的”文化人”，那么以他的優秀(而不是學歷學位這些東西)，在京城小小聚斂一把人脈、找個更高的平臺待著，從而享受到更多他喜歡的文化資源，更充分地發揮他在創作上的優長，大概不成任何問題。

　　但直到有一次，我從學長的博客上看到了他和詩友聚會的照片：是在一個農民詩友的家里。兩個三十歲左右的女詩人(確切地說是兩個農婦)，笑容卻像小女孩般無比純真燦爛，沒有受到"知識"、"學問"的污染，有藏不住的滿足和幸福感，背景是起伏的群山，面前一口大黑鍋，鍋里是野菜餡兒的餃子，野菜是他們一行人剛上山采下來的。——我看清楚了自己的“志向”之于學長的“詩生活”來說，是怎樣的鴟之于鹓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