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管千年包公觀后感
包拯的實干精神古所罕見。在任何一個職位上,他都關懷民生,銳意改革,同時將遇到的問題和了解的情況,不論是否屬于自己的職責范圍,都如實向朝廷報告,并提出解決辦法,請皇帝“特降指揮”。在包拯看來,這是一個官員應盡的責任。
包拯留下的著作,除一篇家訓、幾首短詩外,就是多達185篇的奏議,其中有55篇奏議,竟彈劾本朝官員多達61人!這61人中,貪官污吏首當其沖,犯一般錯誤和不稱職的“庸人”也不在少數。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皇親國戚如張堯佐、郭承佑、楊景宗等,均在被彈劾之列。譬如,他認為宋祁“在益部多游宴不可任三司”;張方平身為三司使,“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無廉恥,不可處大位”。宰相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卻“安處洋洋,以為得策”,而作為宰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一時間,“包彈”成為朝廷聞之色變的流行語。
“包彈”中以“六彈張堯佐”最為驚心動魄,包拯在其中顯示出來的大無畏精神,尤其長久地為世人所稱道。
張堯佐是仁宗皇帝寵妃張貴妃的伯父兼養父,原為地方小官,張貴妃為了報答養育之恩,以她特有的地位纏住仁宗,為張堯佐加官晉爵。張堯佐因養女得勢,扶搖直上,任至三司使。包拯剛一主管諫院,便履行“以言為職”的職責,和幾位同仁一起,彈劾這個“徒緣寵私,驟階顯列”的“凡庸之人”。誰知仁宗變本加厲,更委派張堯佐以重任,讓他一人兼任宣徽南院使等四職。消息傳出,朝野嘩然,連素來溫和的御史中丞王舉正也拍案而起,支持包拯,要求仁宗撤銷對張堯佐的任命。結果,建議無效,王舉正不得不進行廷辯,即在皇帝上朝時與之當面辯論。
在廷辯時,包拯情緒激動,離開座位走近仁宗,竟將唾沫濺到仁宗臉上,以致仁宗不悅而退朝。包拯百折不撓,繼續彈劾張佐堯,前后共達六次之多。他反復說:
五六年超擢張堯佐,群臣皆竊議于下,然而跡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政大臣也……執政大臣不思規陛下以大誼,乃從諛順指,高官要職,唯恐堯佐不滿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后宮之過,此豈愛君之心哉?(《論張堯佐除四使不當》)
張堯佐久以非才……臣等累次論列。陛下欲務保全,乃曲假寵榮,并領要職。求之前代則無例,訪以人情則不安。臣實憂危,罔知所措……況執政大臣,與國休戚,不能執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過舉,俾天下竊議,謂陛下私于后宮。(《再彈張堯佐》之一)
包拯直接指斥的看似是執政大臣,矛頭所向卻顯然在仁宗的“私昵后宮”。封建時代,帝王雄居萬人之上,掌握生死予奪的大權,作為臣民,要能夠做到直言極諫,需要多么大的勇氣!
(2)城管千年包公觀后感
包拯對仁宗寄予厚望,他希望仁宗“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重現“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夭閼之傷,無庸調之苦”的堯舜盛世。當時的現實卻是,北宋王朝進入中期,勵精圖治的精神逐漸消失,因循茍且、貪污腐敗之風蔓延,官僚盤剝,農民苦甚。因此,包拯在以大無畏精神肅貪反庸的同時,又嘔心瀝血地為民請命,這類奏議占到全部奏議的1/3。
其時,賦稅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難使人應付的是折變、支移以及頭子、倉耗。所謂“折變”,是將明文規定征收的物品,按官府臨時需要折合成現錢或其他物品交納。折來變去,官員們從中牟利,納稅人負擔加重。“支移”是將就地交納的稅糧移到其他地方交納。如果移地交納現金,官方還要索取“腳錢”!邦^子”與“倉耗”都是按賦稅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稅,只不過后者找一個“倉庫損耗”的名義,巧為立目而已。
包拯得知陳州五縣的折變問題十分嚴重,立即上奏折《請免陳州添折見錢疏》。奏議中說,一斗大小麥市場實價50文,卻被官府折變為100文,外加腳錢、頭子、倉耗40文,共計140文。這樣“二倍誅剝貧民”的“非常暴斂”,必須立即取締,改為按市場實價計算或“納本色”,即以實物交付。
同時,包拯發現淮南、江浙、荊湖等地同樣存在折變問題,其程度之嚴重不亞于陳州。他心急如焚,連續四奏免除江淮兩浙的折變,并由此推及“諸雜科率”,一再要求朝廷下令“權且停罷”。當時官府用物,均攤派給民間,雖云購買,卻比市價低。這種強制性的臨時賦稅被叫做“科率”。包拯要求停罷或減輕苛捐雜稅,可謂解百姓于倒懸,據《宋史?劉摯傳》中記載,“民歡呼至泣下”。
包拯的這些奏議,反映的問題翔實有據,提出的建議明確可行,愛民之心,躍然紙上。在行文中,他還指責一些地方官吏“雖有前件圣旨指揮,本處官吏并不遵稟”,并具體指出:“發運司但務歲計充盈,不慮民力困竭,上下相蒙,無所訴告,為國斂怨,莫甚于此!闭l都知道,這種報告是要得罪一批人的,但包拯直言讜論,并無顧忌。
包拯賑救的范圍不僅包括災難深重的農民,而且包含更廣泛的民生。罷巡驛、保民田、除放欠、改鹽法、救饑饉的奏議,都給水深火熱中的百姓帶去實實在在的利益。這里還有一個例子。有一個叫向綬的人,為官不法,為上所察,他懷疑有人告發,私加拷問,逼其自盡。事發后,向綬故舊多方偏袒,誣罔告發者,干擾案件處理,導致“九十余人依舊收禁”。包拯上書,為被收禁者叫屈,充分體現了其懲惡揚善,以民為本的拳拳之心。
(3)城管千年包公觀后感
包拯知端州時,曾賦《書端州郡齋壁》一首以明志:“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鼻逍牟拍芄延,進退不失其正,故謂“治本”。直道而行,光明坦蕩,是其“身謀”。包拯本來不以詩作著稱,但這首詩卻寫得正氣堂堂,風骨凜然,實可視做包拯立身處事的宣言書,也是其始終不渝的行動指南。
包拯服喪期滿,在京城聽候派遣官職。當時的官場上,拉關系、走后門的風氣甚盛,宰相呂夷簡的官邸更是門庭若市。包拯和呂夷簡有同鄉之誼,呂夷簡以為他一定會登門求見,卻久等不至,后來才知道,包拯到吏部報到后,就直接到天長當知縣去了,這讓呂夷簡很感了一陣意外。從此,包拯在仕途上就沿著這條直道走下去,一直到他生命的盡頭,共計25年。
25年間,包拯從知縣、知州、轉運使,直到樞密副使,成為一名執政大臣,躋身于國家最高領導核心,全靠自己聞名朝野的政績,當然,也離不開比較開明的仁宗皇帝的賞識與支持,正如他的門人張田在《孝肅包公奏議題辭》中所說:“愚謂非會仁宗皇帝至明上圣,有不可惑之聰,公欲必行其道于時,難矣乎!”
25年間,尤其任職臺諫期間,包拯彈劾過不少官員,有時也不免因憤激而措詞過當,忌恨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他依然在官場上破浪行舟,我行我素,甚至扮演了頂風船的角色,原因就在于自己如清水明鏡,個人品格上白璧無瑕,連看不起他“素少學問”的歐陽修,也在《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中贊美“拯性好剛,天姿峭直”,“晚有直節,著在朝廷”。
包拯認為治理國家最重要的是選拔官吏,用今天的話來說,他深深懂得“干部是決定的因素”。其奏議中具名推薦的,便有孫甫、張環、吳奎、范祥、韓贄、張田、吳及、趙尚寬等人。需要強調的是,他光明磊落,正直無私,沒有一個被推薦的人是出于個人關系,更不要說拉幫結派了。所以他才敢于在《請復韓贄等臺官》中向仁宗保證:“或不如舉,臣甘當同罪。”真稱得上是斬釘截鐵,擲地有聲。
包拯一貫服從朝廷的調遣,當年被視為蠻荒之地的端州(今廣東肇慶),他也甘愿赴任,并做出了出色的政績。除長子病故,要求回鄉任職以便就近照顧家庭外,他從未向朝廷提出過任何個人的要求??那七封《求外任》的奏折,是對身為諫官而言不見采的抗議,不在此例。
包拯執法如山,鐵面無私!端问?包拯傳》中記載:“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弊畹湫偷睦邮,據司馬光《涑水紀聞》所載,他知廬州后,“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戳之,自是親舊皆屏息”。橫行霸道的官員為之收斂,堂舅犯法一視同仁,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包拯曾說:“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彼l誓做“民之表”,曾留下家訓,叮嚀子孫務必將清正廉潔的家風一代代傳下去:
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四《包孝肅公家訓》)
幾十年間,除朝廷給予的俸祿外,包拯沒有多吃多占過一分一厘。他知端州三年,端州盛產端硯,其前任均借進貢之機,貪污多達數十倍于貢品之數的端硯據為私有,除個人享用之外還饋送權貴,大搞不正之風。包拯卻一改前規,下令制硯數量不得超過進貢之數,離任時“不持一硯歸”,從此成為載譽史林的佳話。
這段佳話雖然載在《宋史》,其真實性如何本來亦無法完全確認。但有意思的是,上世紀70年代,安徽省博物館在發掘包拯及其家族墓群時,僅發現一方普通硯臺,而非端硯,這真不啻為這則歷史佳話的可靠性提供了一個有意味的佐證。
嘉?七年(公元1062),包拯在樞密院處理政務時突然發病,自此臥床不起,一代名臣,與世長辭。
包拯精神產生在特定的地域、時代、社會、階級中,但由于這種精神具有歷史的先進性,有歷史先進性的精神總是具有難以磨滅的光輝,所以,它就和大思想家的思想一樣,超越了時空,乃至超越了階級,稱得上是歷久而彌新了。
彈指一揮間,1000多年過去了。應該說,制度性的建設對于現代國家來說更為根本,也更為重要。但在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中國,包拯一直受到歷朝歷代不論為官還是為民者的普遍敬仰。包拯及其包拯精神似乎并沒有過時的跡象!捌埨麌疑酪裕M因禍福避趨之”、“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就是這種精神的回響,就是這種精神的光輝的閃耀。公明廉威、勤政為民,既是全社會的政治訴求,也是執政者需要再一次拾起的歷史文化遺產。
據春江《包拯千年之謎?包公文化在海外》中說,泰國有一種洗衣粉十分暢銷,因為它的商標叫“包公”,而且它的廣告詞是這樣的:“本洗衣粉的去污效果,就像包公對待貪官污吏般毫不留情;本公司的經營方針,就像包公審判案件一樣公正廉明。”也許包拯精神并不只適用于它的產生國,這則故事,大約能夠說明問題了。
(4)城管千年包公觀后感
包公,一個震古爍今、世代傳頌的名字。在中國老百姓的心目中,包公集清官、忠臣、名探、神?于一體,成為公平與正義的化身,是萬民景仰的“包青天”。在民間傳說、戲曲舞臺和影視劇中,他不僅秉公執法、斷案如神,還能上天入地、服妖降魔,代表著中國民間傳統中的最高人格化期許,千百年來,無人與之比肩。
然而,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包公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形象?為什么他在華人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他對后世的影響為何如此之久之大?今天上午,在合肥包公祠舉行的三集高清紀錄片《千年包公》首映式上,來自北京和安徽兩地的各界人士分享了該片帶來的震撼和啟迪。
紀錄片《千年包公》由中共安徽省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電視臺和安徽廣播電視臺聯合攝制,央視紀錄頻道和安徽廣播電視臺科教頻道承制。攝制團隊自2015年5月開始策劃調研,同年8月正式開拍,歷時一年奔波數萬公里,先后奔赴國內的臺灣地區、河南開封、廣東肇慶、浙江寧波、安徽天長,以及國外的新加坡等地,進行實景拍攝、專家學者采訪及歷史再現,力圖還原一個有血有肉、真實生動的包公形象。
中央紀委宣傳部正局級紀檢員、監察專員閻群力,安徽省紀委副書記車建軍,安徽廣播電視臺黨委書記、臺長、總編輯莊保斌,央視紀錄頻道節目管理部主任石世侖共同為《千年包公》啟播。
首映式上,安徽省紀委常委、省監察廳副廳長、《千年包公》總監制張志宏在致辭中說,合肥是包公故里,包公是歷代清官的典范!敖裉煳覀兣臄z制作《千年包公》電視紀錄片,就是立足充分挖掘優秀傳統廉政文化,探索新形勢下引導黨員干部向善向上、廉潔修身、廉潔齊家的廉政文化建設新路徑!
央視紀錄頻道節目管理部主任、《千年包公》監制石世侖表示,縱觀包公的一生,可以用16個字來總結,那就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鐵面無私、執法如山、嫉惡如仇”。他說:“在《千年包公》中,我們力圖透過包公來展示中國優秀的廉政文化,紀錄片對歷史的正本清源價值得以凸顯!
安徽廣播電視臺副總編輯、該片監制禹成明感謝各方對該片的支持,他表示,《千年包公》是一部聯合攝制作品,立項之初就受到中紀委宣傳部、安徽省紀委、中央電視臺和安徽廣播電視臺等各級主要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不僅對節目質量進行嚴格把關,還幫助協調攝制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力圖將其打磨成一部兼具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紀錄片精品。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朱萬曙在發言中表示,“包公的故事能流傳至今長盛不衰,是因為他真正走向了民間,凝聚了民間文藝的元素,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紀錄片《千年包公》的面世,必然能夠起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作用!
包公第34代傳人、包公精神傳承研究會常務理事包正軍說,包公表現出的高風亮節是86萬包氏子孫為人處世的楷模,更是中華文化傳統的寶貴財富。他表示,作為一個清官符號,長久以來文藝作品中的包公,其人物性格和內心情感幾乎被忽略,而紀錄片《千年包公》與以往不同的是,它依托豐富而詳實的史料,以包公人生經歷為主線,以寫實手法再現了包公的一生,讓“鐵面包公”有血有肉地走向觀眾,展示了包公的可貴、可敬、可親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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