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涵蓋了社會的各個階層,有朝廷樂官制作的樂歌,有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更多的則是流傳于民間的歌謠。這是典型的人民文化,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等老百姓耳熟能詳的詩歌。其中一首《碩鼠》,諷刺了當權者的腐敗,表達了人們對執政者清廉的渴望——“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碩鼠碩鼠,無食我麥!”“碩鼠碩鼠,無食我苗!”抒發了對理想國度的向往——“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薄皹穱鴺穱,爰得我直!薄皹方紭方,誰之永號?”
華表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更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產生于堯帝時期,用木頭制成,樹立在道路兩旁,稱為誹謗木。既有道路標志的作用,又有路人留言的作用——“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今天的“意見箱”就是從“誹謗之木”進化而來。后來,華表被歷代王朝立于皇宮、皇陵等重地,用以警示當權者——民意不可違,民心不可欺,人民的意志神圣不可侵犯。
人民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有一批“文化人”出現,他們從民間文化脫穎了出來,形成了獨特的階層——士大夫,他們在人民文化的長期滋養中,對人民群眾的理想和訴求感受最深,于是拿起了如椽之筆,創作文藝,成了人民的“代言人”。他們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勇氣和擔當,以“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強烈社會責任感,去為人民鼓與呼,他們認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個“寸心知”就是“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關漢卿,元曲的代表者,《竇娥冤》是他杰出的代表作。其實,《竇娥冤》脫胎于傳統故事《東海孝婦》,關漢卿把它提煉出來,加工成《竇娥冤》,為底層善良、堅強的婦女吶喊,向腐朽、黑暗的社會投去“標槍”和“匕首”;馮夢龍以“三言”奠定了其在文學上的地位,他的文學是為人民服務的,他的一生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他以“治國如治家”“愛民如愛子”的官德給后世留下了廉政的清風,贏得了愛民的美譽;“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是士大夫階層的代表人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他一生忠君愛民的真實寫照;鄭板橋以詩書畫三絕享譽文壇,其詩“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表達了不與腐敗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其書法清瘦,寫出了為人清正、剛直的秉性,他做官更是楷模,前天還引用他的一首詩來告誡縣委書記要關系人民的疾苦:“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先進文化的代表者,是傳統文化的積極繼承者和弘揚者。曾要求領導干部要了解中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積極借鑒歷史上優秀廉政文化,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深明其義,不難發現,注重歷史的借鑒,在的廉政建設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
以史為鑒,鑒往古今。從政者要把“正心、修身”擺在首要位置,使廉政理念根植于從政者的每一寸肌膚,培育廉政文化的骨骼,從廉政文化里汲取養分,培植官德,形成了廉潔光榮,腐敗可恥的社會氛圍,打造具有的廉政文化,全面形成風清氣正的社會環境,不斷推動黨風廉政建設,實現中國的“廉潔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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