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一項涉及成百上千教師收入的績效考核,其考核機制,似乎陷入了監督機制完全缺位的境地。
就教師收入水平、獎勵性績效工資等問題,重慶青年報記者致電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教委”),對方回應稱,重慶市各個區縣水平均有差異,該問題并不好講清楚。
“重慶市并沒有就這部分獎勵性績效工資制定統一的考核標準”,教委稱,各個區縣、各個學校的情況不同,收入水平也有不同,考核方案必然也會有相應的調整。
只是,各個學校管理層作為方案調整者,更是對相關問題諱莫如深。
帶著問題,記者向重慶市九龍坡區兩所中學就教師工資問題提出采訪請求,其中一所學校的工作人員表示,會請示校領導,便不再回復。另一所學校楊家坪中學則兩次回絕了記者,稱不會接受采訪。
3月24日,記者帶著錄音筆來到重慶市求精中學,來到該校行政樓時,校長龐靜正在會議室開會,行政人員表示,校長將開一整天的會議,拒絕接受相關問題采訪。
當被問及學校如何制定浮動性績效工資考核標準的時候,一名老師說,“全校先要征求意見”,包括全體老師,“決定的時候就由教代會來定”。剛剛回到辦公室的那名行政人員則稱,“教代會包括各個層面的老師,大多數是一線老師,班主任什么的都有”。
大學城一中黨委書記余元明接受重慶青年報記者采訪時,也以教代會一筆帶過,并未說明具體考核標準。然而,這種說法并未受到一線教師的認可。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師表示,學校在制定浮動績效工資方案時是過教代會,“只有部分老師”參與,“肯定有很多都是學校的中高層”,大多數不是一線老師,普通老師的發言權存在很大的問題。
在學校管理層集體沉默背后,考核標準不明晰和不透明,部分學校這份事關教師利益的考核文件,從未在普通教師手中保存。
透明、民主或破題
早在績效工資政策開始實施初期,便有許多學者、專家對此發表看法評論。著名教育學者熊丙奇曾著文稱,“由誰來評定績效,這就是績效工資制能否得到有效實施的關鍵所在”。
相比于績效的標準究竟是什么,熊丙奇更看重中小學中有無民主管理、決策的制度與程序,即是說在績效工資的評價中,應在標準的制定、標準的執行、評價的周期上,建立教師委員會、家長委員會,充分聽取意見,民主決策。
熊丙奇指出,實施績效工作出現的問題,也是一直困惑我國中小學發展的基本問題。學校沒有實行校本管理,教師和學生的權益,在行政力量的擠壓下,難以得到保障。
曾有人指出,30%的獎勵性績效工資分配方案由學校制定。結果是,誰有權,誰說了算,誰就在獎勵性績效工資的分配中占了優勢。為了通過績效考核方案,校方召開的教代會參加的除了校領導和中層,還有年級組長、教研組長等,其他的普通教師并沒有參加。
其中的啟示是,“增加教育投入,只是解決教育問題的一方面,如果教育制度不進行改革,增加的教育投入,可能被教育中的權勢階層瓜分或者亂用。”熊丙奇表示。
西南大學教育學部的王德清教授在接受重慶青年報記者采訪時稱,績效工資政策實施以來,對于如何分配一直存在爭議,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70%的固定績效所占比重太大,因此靈活性較差;而剩下浮動的30%部分又存在考核標準的問題,一些領導干部在制定方案的過程中,“難免就會把與其工作相關的考核權重加大,最后分到普通教師身上的錢就比較少”。
王德清還進一步指出,學校在制定獎勵性績效考核方案時,民主性不夠,“領導干部工作所占權重大,一線教師付出很多勞動,卻感覺得不到相應的報酬”。
在解決績效工資分配問題上,王德清認為,固定績效和浮動績效的比例不合理,或還有待調整;其次,制定浮動績效考核標準時,學校應該發揚民主,并公開、明晰說明如何考核,也是重要問題。